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呢？这实际上与古代汉语个体方位词的历史发展研究得不够充分有直接关系。目前，单纯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已经有一些成果，有不少文章对“东、西、南、北、中、里、外”等单纯方位词的来源进行了追溯，如蒋逸雪《释四方》、周晓陆《释东、西、南、北与中——兼说子、午》；杨伯奎《说“中”》、胡念耕《唐兰释“中”补苴》、田树生《释“中”》、钟如雄《“里”义探源》、汪维辉《方位词“里”考源》、张玉春《说“外”》等；一些汉语史的著作也对某些单纯方位词的来源进行了举例性的分析。不过，每个单纯方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用法尚未弄清楚。同时，相对于单纯方位词来说，合成方位词的溯源工作基本上没有专文论及，即使有，也是散见于各种词典、汉语史的相关著作。既然方位词这个集合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轨迹都尚未弄清，那么各个历史时期方位词的整体面貌自然就无法明晰，这样一来，要弄清古代汉语方位词成员的数量自然也是难上加难的。同时，在对古代汉语方位词的成员进行界定的时候，有的学者并未将古今一脉相承的方位词与古有今无的方位词区分开来，所谓“古代汉语方位词”是应该涵盖古今一脉相承与古有今无这两种情况呢？还是只指“古有今无”这一种情况呢？还要再进行界定。

　　综上所述，如果说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已经处于或正在处于成熟期的话，那么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发展期。语言学界应该在继续深化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的同时，将古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来。

　　第二，如上所述，50年来，普通话方位词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与之相比，方言方位词的研究恐怕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早在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就为调查河北省方言编写了《方言词汇调查表》，这个调查表到1981年正式发表在《方言》第3期上，成为方言学界进行词汇、语法调查的依据。该表“大致按意义分类排比”，其中有一类就是“位置”类，表中列举了一些合成方位词（如“上头、下头、左边、右边、中间、里面、外面、前边、后边、旁边”）、一部分方位指示词（如“哪儿、什么地方”）、表处所的方位结构（如“路上、手里、乡下”）、时间词（如“以前、后来”）。从该表选词的原则来看，归入“位置”这个义类的词应该是“常用的”、“方言中有异同的”、“意义单纯范围确定的”一类词，显然归入这一类的方位词也具有此类特征。也就是说，至迟在20世纪80年代，方言学界就开始将方位词作为一种常用的、有方言特色的词来关注了。20年来，方言学界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方位词的原始材料，不过，这些材料大部分侧重于方言方位词的列举和释义，对方言方位词的形式特点、语法功能研究得还不充分。

　　从方言学的专著来看，将方位词作为专章或专节来研究的并不多，大都是将方位词置于分类词表中的一个义类（“方位”或“位置”）之下，进行方言方位词词汇形式的列举。不过，近几年有些专著也对方位词进行过专题研究。如陈泽平《福州方言研究》就专门用了一节（第七章第三节）来分析福州方言方位词的形式特点，只是这样的专著较少。

　　从方言学的论文来看，以方言方位词为论题的论文并不太多。目前笔者收集到的有5篇，较早的一篇要算20世纪60年代金有景《苏州方言的方位指示词》（注：另外，严格地来说“方位指示词”现在一般归入代词中，不过在六七十年代有一些语言学家将这类词也归入方位词。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就将“这里（儿）、哪里（儿）、那里（儿）”看作双语素方位词。），接下来到了90代，《方言》上刊载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一篇是李锡梅《江津方言词尾“头”和方位词“高”》；另一篇是郑懿德《福州方言的方位词》[2]；还有其他一些杂志也刊载了这方面的论文，如柏恕斌、丁振芳《鲁南方言“的”“的个”及方位词的特殊用法》、何天祥《兰州方言里的“上”与“下”》。这些文章中以郑懿德的研究较为全面，她在较为详尽列举福州方言方位词的基础上，从方位词的内部结构、语法功能（主要是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方位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及重叠后的'语法功能（主要是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等方面对福州方言方位词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方言方位词的论述，一般都是研究某一方言语法的文章中的一部分而未独立成篇，如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中，陕西华县、四川江津、云南玉溪、浙江宁波、上海这5处的方言方位词的研究资料就取自研究这些方言语法的文章。这其中以许宝华、汤珍珠对上海话方位词的描写较为系统，他们不仅列出了上海话方位词总表，而且还对上海话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方位词作了区分，同时分析了新老派在使用方位词上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