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Jensen（1986）在其另一篇论文中指出，负债合约可以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也可以达到减少公司代理成本的目的。Ross（1977）建立了“激励——信号”模型，其中引入了管理者行为。认为企业中经理人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实际上是在向投资者传递信号，投资者认为企业发行股票，则传达出一种质量恶化的信号，反之视债务融资为资产质量优良的信号。因此认为：企业质量越高，负债率越高。Leland，Pyle（1977）认为企业杠杆率与管理者的股权呈正相关关系，高质量项目的管理者可以提高杠杆率，向外部投资者传递这个投资项目优质的信号。同时证明了选择高负债率是一种有效减少经理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差异、减少因此产生的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价值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企业家进行投资的意愿在本质上是投资项目质量优劣的信号。

　　Myers（1977）认为当公司的'负债比率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股东与经理对NPV大于零的项目可存在着投资不足的现象。负债削弱了企业投资优良项目的积极性，减少了企业价值，也就是负债会引起投资不足。Grossman，Hart（1982）在一个代理成本模型基础上，解释了负债融资缓解经理和股东之间冲突的作用机制，认为经理效用同时依赖于其职位和企业存续，因为企业一旦破产，经理必然承担破产成本。因此经理人面临的问题是，较高的个人收益与因此造成企业破产的风险而失去在职好处之间的权衡。企业的融资结构决定了破产对经理的约束是否有效，尤其是负债与股权的比。因此经理会为了避免企业破产，保有现有的职位及其好处，而尽职工作。

　　因此负债是一种约束经理个人消费，激励其努力工作的担保机制。Bowen，Daly和Huber（1982）发现其研究样本中约百分之二十五的企业因其所处行业而影响了资本结构的变化。认为处于一个行业中的企业，比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行业特征和资本结构的程式化事实方面更趋于一致，而且每个行业均都保持着一个相对的杠杆比率。Masulis（1983）将负债成本从破产成本进一步扩展，如代理成本、财务困境成本等方面，同时又把税收利益从原先的债务税收利益引申到非债务税收利益方面，扩大了成本及利益的内涵，把企业最优资本结构视为税收利益与各类负债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得出结论：普通股票价格的变动与企业财务杠杆的变动正相关，企业绩效与其债务水平正相关。

　　Harris，Raviv（1988）认为，新债发行后，股权换债权以及股票回购消息会随之公布，股票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这被归纳为债务融资信号效应。这两位学者（1991）对美国企业的样本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停业清算对股东有利的条件下，经理仍希望延续当前的企业运营，其冲突可以通过债权人强迫停止清算从而得到缓和。

　　同时得出行业特性的结论：“医药、仪器、电子和食品行业杠杆比率一直很低，而造纸、纺织品、钢铁、航空和水泥行业的杠杆比率一向较高”。Fama（1990）认为负债融资的方式使得债权人集中监控违约风险，例如借款、债券，能够降低债务——权益契约结构中的契约成本，并提出企业可以通过更多的短期负债融资减少代理成本的观点。Aghion，Bolton（1992）以控制权转移的角度分析了债务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认为当债务契约失败，其控制权就会发生从债务人转移到债权人手里的情况，即为债务的本质特征。

　　其模型提出了债务融资的这一关键方面，即控制权转移理论。如果企业仅选择普通股来融资，那么投资者就会保有剩余控制权；如果企业发行不带投票权的优先股，经营者则会掌握剩余经营权；如果企业选择负债融资，有偿还能力则经营者拥有控制权，无偿还能力则控制权转移至债权人。同时还提出，由于存在代理问题，合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使得这种潜在利益冲突不能靠事前契约消除，所以控制权随融资结构变化，而导致的“相机治理”是一种明智的做法。Berglof，Thadden（1994）着重研究不同期限债权的不同作用，并且认为短期债权人获得控制权更有效。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引言。引言部分总体上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创新点等。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以本研究为主线，介绍了国外及国内的研究成果，对负债融资公司治理效应的各类观点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