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告诉自己一句话：回到童年。

　　我讲的是历史人物故事，共八节课，分于四个班。本来想着讲岳飞和孔子，到了目的地，思考良久，觉着内容太多时间不够，只好作罢，只讲岳飞。

　　上课一开始，我作着自我介绍，比划着“邓”字的时候，在每个班，大部分的小朋友都脱口而出：“邓小平！”当问到“知道哪些历史人物时”，又是不约而同的“邓小平”。我以为是当地对于邓小平有着特殊情感，询问了才知道小朋友们的语文课本上有关于邓小平的课文。而在补充“知道哪些历史人物时”的答案时，四个班又是不约而同的“李白、杜甫、韩愈”，也是从语文课上学来的。我觉得很有趣，同时看到了教育的成功，看到了希望。

　　我的课堂，本想着以说书的形式呈现，但有些名词需要写在黑板上作阐释与演示，只好增加了转身在黑板上比划的动作，而该表演的段节，自然是认真落实的，当然，自觉得远远达不到自己心中的要求，但至少做了更进一步的尝试，看到了小朋友们的欢笑，这欢笑源于我，就足以使我欣喜万分了。

　　讲课中还是存在一些紧张与不成熟，虽然一部分源于进入课堂的队员的影响，但大部分还是源于自己的准备不足以及不合理的准备。何为不合理的准备？就是把课堂准备认为是背讲稿，而背讲稿正好限制了课堂上的互动与临场发挥，在课堂上，常陷入讲稿与实际课堂的纠结中。

　　在我的课的最后，我破天荒地教了小朋友们一首歌——《精忠报国》。第一次在课堂上教唱歌，于我而言，新鲜而激动。有一天上午，连教三个班，声音都哑了。虽然自个儿唱得不好听，但听见小朋友们铿锵的歌声，谁不自豪呢？

　　支教的人，都觉得自豪。

　　二、关于调研

　　前面说过，本觉得调研是件无奈的事儿，因为去年我参加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调研类的，所以不想在今年再做一回，没新鲜感，但因于我所谓的“调研经验”，却成了本队的调研负责人。而为什么最后无奈成了幸运呢？我自有辩解的道理。

　　本次调研的课题是：幸福广东，握手共处——以潮州登塘地区为例探析外来工子女与本地同龄学生融洽状况。

　　队伍中有潮州的队员，告诉我们，潮州这地方，排外情绪甚浓，他们小时候便受过这般毒害，歧视外地的同学，待长大之后，才真正懂得了互相尊重和平等相处。父辈对于外来工的排斥在孩子当中也有显现，影响了外来孩子与本地孩子的交往，这实在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调研的准备做得不足，但走出去的发现足以让我们欣慰。我们以登塘小学为中心点，走访了当地村民、外来工学校老师、村委会书记、当地学生、外来工等等，获取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使原先对于调研的模糊思路渐渐清晰起来。调研就是这样的，不是一下子明了，而是渐渐地发现。

　　在登塘镇的大街村巷间穿梭，派发问卷、做采访，领略了潮州地区的生活文化。而对于陌生人的交流，是我最喜欢的。在广州时，就时常一个人走进菜市场屋巷之类的，同人交谈，体会接近真实生活的乐趣。潮州的茶，让人应接不暇，一小杯一小杯的喝，不停歇。有一次去采访登塘村书记，村委会的人，一个接受访问，一个沏茶和斟茶，我访问的时候实在受不了热情的邀请，问一句喝一杯，喝一杯问一句，好在采访不算太长，否则这般喝下去，真得走不动了。

　　在调研中发现，潮州地区的确有排外的传统。父辈对于外来工的排斥是影响小孩间的交往的，如本地小孩会排斥和欺负外地小孩。这种不和谐的现象，除了排外传统的影响，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如父母的教育方式、学校的态度、当地政府机关的态度、外来小孩的自身心理、语言障碍、生活习俗习惯差异等等。

　　想想20xx年的潮州古巷镇6·6械斗事件，对于外地小孩与本地小孩的这种交往状况有些担心，会不会从小造了阴影，在成年之后爆发出来？或者，古巷镇的械斗事件，主要原因就是来自潮州人从小的排外与歧视？这种担心并非是空想的，因为据一些学生的反映，常有本地的高年级学生群殴外地的学生，老师只是在事后作些批评与惩罚，少有平时特意的训示。而外来工家长们忙于工作，对这类事不大关注，使得一些外来工子女变得孤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