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发的自由与直觉、道德的一致性

　　既然自发的自由是与必然相容的，那么它就不是休谟所要反对的自由，相反休谟认为它是意志的根本属性。如休谟所言，行为的自由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只要他不是囚犯。只是由于我们通常只注意到行为自由不受外在暴力强制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它与一种完全不为原因所决定的中立的自由混在一起。但是，既然自发的自由只是行为不被强迫，而它本身则是出自意志自身的决定，那么它就具有必然性。

　　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宗教与道德的考察来论证自由的存在。在道德实践中，我们之所以要求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行为是他有意做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意志是行为的原因，并且他的意志决定不受外界暴力强制，而是出于自身的动机与性情。这也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道德实践中自由意志。当我们说它是自由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它是不受外在强制的，是自主的。但是，当我们把主体自身理解为意志与行动的原因时，主体与意志及行动之间的联系就是必然的。虽然我们在道德评判与推理中必须预设意志的必然性，但我们很少清楚明白地认出它。这是因为我们混淆了自发的自由与中立的自由。

　　二、中立的自由

　　(一)什么是中立的自由

　　如果自发的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那么休谟所反对的就只是中立的自由。中立的自由是指在意志规定中，原因或必然性的否定与缺失。我们通常所理解、讨论以及所要保存的自由，是自发的自由。但由于我们一般只是从否定方面来理解它，只把它理解为外在暴力的否定，而没有同时从正面把它规定为意志的自主决定，因此常常把它与中立的自由混在一起。不受外在暴力的强制这一限定条件包含两个可能的规定：完全不受原因的规定，或者只是不受外在力量的强制但却受到一种内在的原因的规定。前者是一种中立的自由或者说是机会，后者才是自发的自由。

　　休谟认为中立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当人们在完成一个行为后而对它进行反思时，由于将一些相关或类似的对象混同，会认为我们由一个观念转向另一个观念的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倾向，而是存在多种随意的可能性。我们会认为“我们的行动受我们意志的支配，并想象自己感觉到意志自身不受任何事物支配”[1]446。但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意志是受到我们自身确定的动机与性格决定的。它们之间有一种恒常的联系，并非如我们所想的，意志不受任何事物支配。之所以存在选择的多种可能性，是因为意志还没有找到一个规定自身的必然原因，或者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原因。但当意志进入一种规定状态时，它必然是被某种原因所规定。我们无法设想，意志是因为机会而达到一种规定状态。因为机会本身就意味着确定的规定的不存在，我们又如何能用它来解释意志的一种确定的规定呢?这是与机会这一概念自身相矛盾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意志“由一个观念转向另一个观念的过程”很明显指的意志获得规定的过程，因此中立的自由是指我们的意志的自由，而不是针对意志决定行动的过程。休谟认为，我们会认为“我们的行动受我们意志的支配，并想象自己感觉到意志自身不受任何事物支配”，这是我们的错觉。但是很明显，休谟并不是反对我们行动受我们意志的支配，因为这正是休谟明确定义的、而且也是公认的我们的行动的自由。所以休谟反对的只是“意志自身不受任何事物支配”这种自由，也就是意志规定中的中立的自由。这一点也进一步表明，自发的自由包含两个层次。

　　(二)中立的自由是一种幻象

　　我们在宗教与道德中谈论的意志自由，是一种与必然性相容的自发的自由。我们之所以会认为必然性与宗教和道德相对立，是因为我们把自发的自由与同必然性相对立的中立的自由相混淆了。所以，当我们说宗教与道德以自由为条件时，我们也就以为宗教与道德也需要中立的自由。既然中立的自由是必然性的否定，所以，我们也就进一步以为宗教与道德同必然性相对立。但当我区分这两类自由后，问题就不存在了。因此，宗教与道德并不要求中立的自由。

　　休谟指出，我们自以为知觉到的所谓中立的自由，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因为错误的认识而产生的知觉的幻象。它的不存在才是事实，只是这是一种需要经过辨析才能认识到的事实。这样一来，意志的自由就只是自发的自由，而它与必然性是一致的。由于自由等同于必然，想要对自由进一步地深入考察，我们就必须要探究休谟的必然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