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实习期间，有这样的三个“问题儿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因为靠近他们，我才真正感受到现在幼儿园体制的缺陷——用同一把钥匙是打不开所有儿童的心门的。

　　乐乐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小伙伴们不喜欢和她玩，老师也放任自由。于是，她乘上手工课的时候自己偷偷躲在顶楼玩娃娃家。对于这样的特殊儿童，作为教师，应该多给予关心，满足她对爱的需求。

　　锐锐因为过于成人化的外在引起我的注意。平时显得孤僻，冷漠。老师们给他的评价是“与老师斗智斗勇的坏孩子”。有一次，保育员给小朋友们梳头的时候，木梳掉在地上。经过的幼儿没有一个意识到，只有锐锐经过的时候顺手捡了起来。当时，我就觉得其实他的本质并不坏，偷玩具的行为只是幼儿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障碍，而教师没有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另外，我发现全班小孩都有全家福，唯独锐锐的全家福上只有他和妈妈。所以，小孩子的心理发展缺陷也是受家庭环境影响的。可是又有谁真正地去了解过他的成长了呢?

　　浩然因为没有良好的午睡的习惯，几乎天天要被老师批评。这天他被罚不准起床，我走过去问他：“你为什么今天又没有睡觉?”他告诉我，他睡不着。我就告诉他，那么从明天开始把眼睛闭起来假装睡。他答应了我。第二天果然见效，他不仅没有被老师批评，而且真的睡着了。由此我感慨，幼儿是需要你用心交流的。并且，集体午睡这样的规定，也是不够人性化的。

　　幼儿园一个班级平均有三十个孩子，两个老师，一个保育员，可是在平时又有多少幼儿是真正被关心的呢?有多少幼儿的心理是真正被了解过的呢?我所耳闻的是老师声嘶力竭的指令声。“杀鸡儆猴”也成了幼儿园教师普遍采取的措施，但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否科学呢?幼儿的天性就这样一点一点葬送在集体化的教育中。我们不是生产的流水线，所缔造的不是统一规格的灵魂。

　　因为看了一部叫《小人国》的纪录片，我对“巴学园”这个名词产生兴趣。

　　一本名叫《窗边的小豆豆》的书在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次被悄悄地翻译成中文，那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译本，但是有幸读到过它的人都曾被深深地惊喜和感动——居然有那样一座由六节车厢组成的“巴学园”，学生们每天带着“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的饭菜当做午餐，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心情自由选择要上的课程，还有跳着校长发明的韵律操，晚上在学校礼堂里露营，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小豆豆啊!多年后，重新被引进出版的“小豆豆”不知不觉地爬到了畅销书榜的前列，并且两年来一直旺销，至今势头不减。这个日本小女孩的成长故事不仅再次紧紧抓住了中国孩子们的眼睛，也俘获着更多的成年人的心。

　　中国的孩子很辛苦，世界上都承认，早在我们当孩子的80年代，减负的论调就已经多有谈及了，快三十年过去了，减负的后果还是应了人们当时的一句玩笑话——“减负之后，还是正”，我们的下一代还是没有能轻松快乐地成长起来。所以，看过《窗边的小豆豆》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真想在现实的“巴学园”里学习生活，遇到一位像小林宗作一样的校长。这本讲述黑柳彻子童年真实经历的作品对于今天的教育体制与环境下的孩子来说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他们热切地关注着小豆豆的故事，好奇地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送我去这样的学校?孩子们也许无法理解，其实学校本身没有什么神奇之处(除了校舍是由六节车厢组成的这一点)，创造奇迹的是小林校长和像小豆豆的妈妈一样的父母们。他们抱持着最为真挚和宽容的心，成为孩子们童真的守夜人，在深沉的暗夜之中，为孩子们点亮前行中光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窗边的小豆豆》再次被引进出版正是在召唤一种“儿童本位”教育精神的回归，让孩子们更多地去自我成长，而非一种在长辈规划下的“被成长”。作为家长，我们只需要做那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像塞林格描绘的场景一样：所有的孩子们生来就该在一大片麦地里自由自在地奔跑和玩耍……但是，当他们一不小心，当他们终于要“没办法小心地”临近悬崖边缘、面临某种掉落下去的危险——“我”就愿是麦田里永恒的守望者，一次次地伸出手臂、一次次地拦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