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模型又称科学决策模型，其基本出发点是基于决策主体的“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5]生育政策的制定者都面对着一个既定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通过人口政策来缓解当前的人口压力。显然，理性政策模型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给原有的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为此，在单独二胎政策中，这种模型就体现为设定出一个高度简单化和高度理想化的数据，也即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1100万家庭在2014年全部都会选择生育二胎。政策制定者根据部分地区所开展的试点效果，设定出这个假定的数据。这种数据并没有考虑到比如经济实力等一些限制性因素。并没有考虑到非理性的因素，资源条件限制等一系列条件的影响。为此，这种基于“理性人”的传统理性主义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并不十分地“接地气”,这也就是政策效果出现偏差的最主要原因。

　　(二)满意政策模型

　　满意政策模型又称有限理性模型。满意模式要求政策目标基于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在单独二胎政策中，尽管符合政策要求的有1100万对夫妇，但是最后提出申请生育的仅有106.9万对，未占一成。许多人以此数据来断定单独二胎政策“遇冷”,这是对人口数据的一种误解。生育观念转化为具体的的生育行为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风险与不确定性情况过多，生育观念本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概念，其构建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当dai孕育子女的主力军：80后，90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经济因素必然成为其优先考虑因素。政策放开与否与其生育观念的转变并无直接必然的关系。人们选择生育或者不生育也是基于满意模型，即追求生育效益的.最优化。因此，106.9万的数据是符合满意模型的标准的。此外，对于单独二胎政策效果的评估机制要有一定的弹性标准。单独二胎政策的目标不是单一和绝对的，而是多元和相对的。根据这个模型，生育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引导效果不如第一种模型更加明显，它在引导效果上打了一个“折扣”.

　　(三)渐进政策模型

　　渐进决策模型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做对以往政策行为不断修正的过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公共政策是对过失的修正。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中的一个环节，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与修正。在申请的106.9万对夫妇中，只有47万夫妇选择生育二胎，这充分体现了渐进模型按部就班，积少成多，稳中求变的三大原则。在当前稳定的发展社会形势之下，单独二胎政策所带来的“增量效果”着实体现了渐进的效果。“1100万--106.9万--47万”这个数据是充分体现渐进分析政策的模型的。渐进主义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强调巨大的跨度。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意味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巨大跨越，很有可能造成人口问题的失控。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政策制定方面显得不够稳定与连续，这是不符合渐进政策模型的理论基础的。

　　四、单独二胎政策的实际操作效果

　　运用不同的政策目标分析模型，会得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观念不同的引导效果，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观念的引导效果是怎样的呢?单独二胎政策对现代生育观念的引导效果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一种主观期望，主要包含生育子女的数量，子女的生育质量，子女性别偏好，生育时间要求等几个指标。

　　子女生育数量。在生育数量层面，我国传统生育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性功能与制约性功能在子女生育数量上的表现为一个，在特别条件下可以生育二胎。单独二胎政策出台，标志着对子女生育数量限制要求的松动，这对有生育二胎愿望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喜讯，在预期之中，这无疑是一个刺激因子，能够满足更多女性对生育数量的需求，然而，适龄女性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家庭的生育数量偏好在单独二胎政策背景之下，并未出现计划时的反弹高峰。

　　子女生育质量。[7]子女的生育质量体现在生与育两个阶段，主要是指在孕育子女阶段与培养阶段中的品质与质量，生育质量包含了子女的整个成长过程。在过去，子女的成长质量要求基础的生理需求，但伴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巨大进步，子女的生育质量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更加注重子女全方面综合素质的提高，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父母都会竭尽所能进行培养，也就是说生育质量这项指标不会因为子女的数量问题而导致指标水平的降低，这也就意味着而二孩的成长质量不会受到影响，二胎政策并未对该指标发生转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