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应的监督机制体系不完善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着很多由于执法不严、监管不严等而导致的违法情况，致使相关从业人员从中钻空子，加之部分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也使自身的约束能力降低。目前，在一些企业中，当财务活动与相关的制度规范相冲突时，工作人员往往把重点放在经济活动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放纵违纪违规的行为发生。除此之外，当前的财政、审计和税务监督的标准不统一，甚至自相矛盾，大都自成体系，但它们在功能上相互交叉，这样导致各种监督体系不能够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最后，国家的法律对企业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造假等现象的泛滥。

　　企业管理方面的论文 篇3

　　一、黄老“无为而治”的辩证管理观

　　1.道法交用、刑德相辅的法制观

　　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首先存在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刑名法制思想。由于在老子“无为”的基础上,共同吸取了儒、法、阴阳家的政治主张,黄老道家提出了“刑德相养”、“文武兼行”的两手政策,即一种道治与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政治策略。黄老之学的法制思想既不像老庄那样主张不用“什伯之器”,完全废法;也并不像法家那样走向滥用法令的另一个极端,而认为“过极失当,天将降央”。因此主张“先德后刑”,慎重执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老之学的法制思想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

　　2.君佚臣劳、九窍有职的职能观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说明了世事、能人的多样性,从而引申为黄老著名的职能分工观点,即为政当各司其职,各尽其宜。这就是黄老“无为而治”具体的执行手段。在黄老道家心目中,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运用于政治,就是主张“君道无为”,“君无为而臣有为”。“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昭”,善于为君者应当效法天道自然无为的原理,做到无识无事、无知无为,而让臣下守职尽能。值得注意的是,君臣等级的存在,在黄老道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天地恒常的,被统治者只能永远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这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然而,这里面体现出了层级管理思想和职能分工原则,其积极性和先进性也是值得肯定的。

　　二、“无为”管理的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黄老“无为”思想产生于从天下大争走到全国统一的战国末期,又在社会急需安定、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西汉初期得到发展和兴盛。它在汉初七十年蔚然成风,为统治者所全盘接受并使之成为政策现实。刘邦在开国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令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仓定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叔孙通定礼仪等,为汉初无为而治奠定了基础。萧何和曹参就是极力推行以黄老无为治国的人。由于曹参以清静安民为本,相国三年,初见成效,出现了惠帝、吕后时期的“天下宴然”、“衣食滋殖”的安定景象。此后又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社会终于走上了发展和繁荣的道路,到汉武帝时期形成空前强大的汉帝国。黄老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适应了当时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客观需要,适应了汉初统治阶级革除秦代弊政、积蓄力量以巩固新王朝的需要。到汉武帝统治的时代,名分已定,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军事大力发展,统治者便不愿再安于黄老“无为”的自由放任状态,要大有作为。西汉中期,在汉武帝采纳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也就随着国家由弱变强的转变,黄老之学就从政治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最终为服务于汉武帝的政治理念的董仲舒新儒学所代替。但是,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伟大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用的某些管理思想,以及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批判继承。在今天看来,两千多年前一度游刃于政治领域的黄老“无为”辩证管理思想,却早已蕴含了现代企业管理所强调的较多原则,以上五个管理观点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先进性:

　　(1)黄老“无为”的重要前提,就是肯定法制的必要性。一国之治如此,一个企业要发展壮大也需要严明的纪律。形成纪律是一个人、一个团队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发展乃至成功的基础。明智的领导者首先要构建良好的组织纪律,使员工得以遵守和尊重统治组织的规则,并且明智地运用惩罚以对付违犯规则的行为。纪律是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贯彻各种会议决议,执行集团、公司制定的预算、计划、通知,这是企业员工必须履行的职责。企业成员应当将纪律当成一种习惯,做任何事情都按照规则去进行,从而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才能保证企业稳定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