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的层次与视野分析

　　政治学研究的层次与视野从学理上，中国的政治科学会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形成一个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平行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为普通民众和学界所公认且多有褒奖;但对当代中国政治领域的发展变化，则是众说纷纭，如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无”和“程度”等基本问题上，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更不用提及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评判等问题。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变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项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此，中国政治研究者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政治学将进入一个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平行发展的阶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介绍了大量国外政治学理论成果，也整理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这些着作和理论的引介和阐述，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偏重政治哲学研究，而政治科学研究不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既影响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政治哲学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一方面，面对当代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伟大的、丰富的实践，置身其间的中国政治学者尚未做出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并给出富有解释力的理论解读，尚未做出系统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支撑，或囿于固定的习惯的认识范式，中国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也未见有长足发展，徘徊于传统话题与论域之中。

　　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对政治学术的呼唤，抑或政治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乃至参考国外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以为中国的政治学会有一个“经验主义”的阶段，即以实证研究、经验性研究为主，系统研究总结本土社会实践和经验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从学理上，中国的政治科学会与政治哲学适度分家，形成一个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平行发展的时期。

　　政治科学研究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

　　根据我的体会，政治科学主要是认识和研究政治活动的条件、成本和时机等三大问题，其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和发现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之间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探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试图利用某些规律性认识干预社会政治进程的意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素材。从认识论角度讲，“实践-经验-理论”是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过程，政治学也不例外。中国政治学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进行经验总结概括和理论提炼升华。如果不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观察和系统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有全面精准的理解和认识，更不可能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建议。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便会逐渐地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发展的现实基础，有沦为象牙塔中的空泛之论之虞。

　　如何从经验层面推进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我的体会是要注重“两个层次”和“一个视野”。“两个层次”，即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和基层的政治实践;“一个视野”，是指政治研究的国际比较。所谓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战略等。对于普通政治研究者，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具有难以避免的障碍，存在社会学里所讲“到场”问题。在无法“到场”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主要是通过对重大事件的观察分析和对重要政治文献的文本解读、语言分析，以帮助理解和认识中国政治的宏观发展。相比国家层面的政治，基层政治研究比较容易“到场”、容易入手。政治学者可以通过现场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基层政治实践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一政治实践的具体发生机制、运行过程十分有益。同时，由于在中国政治场景中，基层政治也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做好基层政治研究，反过来又有助于认识和了解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的发展需要参考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比较政治研究可以为更好理解中国政治提供有益启示。

　　政治科学研究应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

　　就科学研究而言，政治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但过于强调政治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功能和理论指导作用有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终极理论”或者“宏大命题”的徘徊，绝非科学研究者所愿，更无益于政治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乃至一些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相比，政治学研究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关联性。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而这往往超出政治研究者的能力范围之外。其次，从研究对象角度看，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恰是社会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易逝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往往缺乏明确的、稳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势必大打折扣。

　　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角度看，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抑或说，政治科学研究者的基本功是还原生活、“复制现场”，通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在观念中重建政治实践、政治发展的“现场”，“再现”政治实践和发展过程，一如刑事侦查中的“重构现场”。而政治学者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接近原来形态地还原生活、“复制现场”，则需要深厚的社会经验和经历，而深厚经验与经历的获得则需要长期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需要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而这又有赖于政治学者长期艰苦的调查研究的实践磨练，需要政治学者贴近社会、贴近实践、贴近群众。

　　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总结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必须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虽然是以中国政治为特定研究对象，但既然是研究政治现象，就必须遵守政治学的通行范式，符合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范，参与国际政治学界的对话与交流。

　　这就涉及学术发现和理论成果的表述问题，科学严谨的表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还有利于国内外同行之间沟通和理解的达成。在此问题上，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处理好“政治语言”和“学术语言”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体系，来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也不能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特殊性”和夺取政治理论的话语权为由，空泛地论说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作为专业的政治学研究者，我们的主要任务应是秉持科学理性的原则，运用符合政治学规范的学术语言和方法，对来源于政治实践和政治文本的信息进行相应的解读和转换，以达到认识和理解政治现实，揭示政治发展规律的目的。因此，中国政治理论体系的特色应该自然地体现在运用规范学术语言所概括出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条件和实践内容的特点上，而不是理论和语言本身的标新立异和独树一帜。否则，徒有构建中国话语的美好愿望和理论想象。此外，我们也应认真学习和研究国外政治科学，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没有离开世界。中国的政治发展既有个性、特殊性，也有共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更没有自我陶醉的理由。吸收国外政治科学的有益营养，掌握和借鉴国外政治科学的观念工具，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对话，促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了解。

　　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广袤而肥沃的研究土壤和极具挑战的研究课题。政治学研究的层次与视野同时过于广阔的研究空间也不免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对此，我以为，我们不妨从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做起，从全面观察和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事实入手，进而探索其中的经验与规律，逐步深化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增进相关的知识积累，促进学科的发展。这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