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问题很多，怎样才能使中国不至于走偏锋而正确地洞悉问题的难点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认真清理当代话语中的基本问题，看那些是假问题，那些是真问题的虚假解决。二是从中国文化身份的立场重新界定自我的文化发展战略和基本价值走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论在于，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应该说，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现代性也断送了本土性。而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后殖民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使得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的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意向性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形象与当代中国学者的努力分不开--在新的层面上认真分析当代国际文化的基本动态，对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保持充分的注意，在文化研究中不以冷战的方式加以对抗，丧失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机会。历史已然说明，中国20世纪中对"现代化"的延宕，已经造成了重要的民族生存的问题症结，如今，只有在全球语境中切实地从事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策略，成为新世纪中国形象重新书写的基本保证。

　　其三，"中国形象"的实现与公共空间的建立。

　　作为总体的"中国形象"的设计，对当代知识框架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中国精神意识库存加以清理，从而消减中国意识危机，排除自我幻象，建立公共社会的公正原则和有限性原则。这意味着，当代知识审理和文化研究，既不可能是过去时代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发展史，也不是阶级斗争史，更不是那种冷战模式的简单挪用。它强调知识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对各种界限的打破和重新设置。同时，在运用各种方法的时候，又不完全杂糅拼凑，而是力图揭示其关系、间隔、差距、独立性、自律性。这为今天的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知识文化学、知识哲学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

　　无疑，后现代使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消费社会行列，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权力语境中，应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公共性空间的丧失，终究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

　　90年代的"中国问题"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90年代中国文化转型和知识经济的引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下世纪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向和内在脉络，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公共空间话语的有效建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化策略问题，而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和呈现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形象不断完善、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