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试体系的转变

　　国家考试体系是一个衡量社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十九世纪的德国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和高等教育改革影响之下的中小学社会教育改革，在看到改革出现显著成果之际，教育部门及时的改变了原有的陈旧的那套带有一定封建性质的国家考试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为开明，有利于学生自由、民主、全面发展的全新的国家考试体系，共分为两套，一套适用于高等教育学校，一套适用于向高级技术文法学校与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学校这样的新型中小学校。而在1834年以后，大部分德国大学则取消了入学考试，也不在监督学生们的学习计划，而是对学生平时的在班级内的表现进行评测打分，包括:上课出勤率、课堂作业完成率、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与教授与讲师的互动次数、甚至还有一些生活作息的要求等等。开启了现代大学评测模式的先河。当学生们注册入学成功后，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准备接下来的考试用来获得留在学校继续学校的权利。学生们在大学期间面临的最重要一项是要通过一项标准的国家考试，从而获得其学习领域的官方文凭。获得官方文凭最重要的两个条件就是首先先具有传统的高中毕业证书，其次是在大学注册入学3－5年，并且在各项测评中达到合格的成绩，这样学生就可以顺利的得到大学毕业证书。直到1845年之后向高级技术文法学校与高级职业技术学校这样的新型中小学校不断兴起带动着国家考试体系的改变。在这之后向高级技术文法学校与高级职业技术学校这样的新型中小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参加各种类型与学科的升学考试，可正常的参与大学的招生考试，并且可以顺利地取得大学的毕业资格。在1887年之后他们也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政府考试，以获得担任小学老师的资格。在1890年之后德国职业技术学校开始发展与兴起，这也为中学毕业生除了考大学或者参加工作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三)高素质教师队伍壮大

　　在十九世纪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下，中小学教师与大学教师的数量上升，其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尊重与推崇。由于大学数量的不断增多，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到大学中进行学习，而更多的中小学教师也可以在大学中可以继续深造，并且伴随着中小学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与薪水的不断上涨，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与知识分子愿意进入到中小学任教。在1870－1895年这二十五年间大概有50万人左右就读了德国的大学，而在他们毕业之后其中有13300多人被普鲁士学校所录用，这当中有843人在高级技术学校任职，247人在高级技术学校任职，而510人则在高级职业技术学院中学任职，另外1910人在相对知名度低点的现代学校任职。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进入中小学任职的教师由原来仅仅上过几年预备学校的中学毕业生，变成了高校毕业生，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

　　(四)教师的薪金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讨论一个职业的社会地位，薪金是一个很好地测量标准，在十九世纪德国高等教育改革之后，整个社会的教师薪金有了大大的提升，也象征着教师在全社会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德国大学教授的收入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从政府部门获得的基本工资，另一个是学生在参加他的“私人”讲座时或在他的辅导下通过重要的资格考试后所支付的费用，这些所得收益通过政府转交，可知这样的辅导受到了当时政府和学校的广泛支持。在十九世纪期间，由于政府推进高等教育制度改革致使入学率增加，而“私人”与无报酬“公共”讲座之间的区别失去了其原始意义，那些“私自”教授学生热门领域基本课程的老师可以从学费当中赚取大量的钱。从而，固定薪资的重要性就相对的减弱，而教授收入差异就变得越来越大。十九世纪末，讲师每年可以赚取1500马克，而副教授或更高级别的中级教授每年收入约为5000马克，这显然是非常可观的收入。正教授每年收入为6000－40000马克以上，19世纪期间，502位普鲁士教授的平均年收入为12000马克。普鲁士中小学教师的年收入约为1500马克，与大学中讲师的薪水基本持平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10倍以上。说明这些普鲁士的教授非常富有，而那些年收入为40000马克或更高收入的知名教授也是比较富裕的。总之，在当时将德国学者与颇有成就的律师，医生和商人的经济地位相比较也很合理。而对于普通的大学讲师与一般中小学老师而言，薪金的增长也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对于社会教育的影响。“19世纪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得到了更多社会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