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批评在美国的盛行，它在思维方法上的漏洞也日渐暴露，致使美国学界急于为梳理思想头绪、解释社会现象找到新的理论依据。美国解构主义运动先驱保罗·德曼曾经如此批判新批评的理论弊端：“当新批评在美国开始不断走向精确化，它自己本身就会发现作品不只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意义，它们之间可能是相互独立或者互相关联。因此新批评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反讽和意义断裂的世界。……五十年代，新批评本身的发展停滞了，成了强弩之末，它的统治地位这才被其他批评派别所颠覆。”正如中国学者胡燕春所言，“德里达的理论之所以在美国较之在欧洲得到了更为迅速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理论与细读策略为之提供的接受土壤。”

　　三、以保罗·德曼为首的“耶鲁学派”对欧洲解构主义的积极引入为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本土化培育了理想的学术土壤

　　虽然学界在“耶鲁学派”是否可称其为“学派”的问题上尚有争议，但是当年耶鲁学者们在为美国引入解构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则早已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承认耶鲁学派的实践奠定了解构主义的‘前期’活动。”[5]154“耶鲁学派”堪称掀起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先锋，正是这一学派为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本土化培育了理想的学术土壤。他们不但对新批评的理论弊端发起挑战，还积极将欧洲解构主义理论引介到美国。他们在与德里达等欧洲解构主义学者展开的一系列长久合作中，锲而不舍地推进着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本土化进程。史实证明，德里达之所以能在1965年登上耶鲁的讲坛，首次将其解构主义主张传播到美国学术殿堂，并于其后的20多年间逐渐将其学术影响渗透到美国各个大学的校园，皆得益于这些“耶鲁解构家们”的努力促成。在当时的美国，“耶鲁学派”堪称“改变哲学时尚的校园之花”.

　　综上所述，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兴起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它的兴起不仅体现了当时美国本土对突破新批评困局和追求新启蒙理论的渴望，同时也表明了欧美两地在探讨和传播新思想中的积极合作精神。如前所述，解构主义思潮在欧洲的蓬勃发展以及雅克·德里达等先锋人物向美国学界所作的解构主义思想推介是美国解构主义运动兴起的外在动力;20世纪60-80年代美国社会思想文化所遭遇的新批评主义困境则为解构主义在美国安家落户提供了内在契机;而以保罗·德曼为首的耶鲁学派的形成及其对欧洲解构主义思想的积极引入，又为美国解构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本土化培育了理想的学术土壤和社会滋养。

　　参考文献：

　　[1]王宁.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张宁.德里达的遗产[J].读书，2004,(12).

　　[4]J.HillisMiller.Ariadne'sThread:StoryLines,NewHaven[M].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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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