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韩愈“师说”影响，宋儒对如何“传道授业”、光大儒学问题十分重视。欧阳修接过韩愈的话头，进一步畅谈“师道”的重大意义，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三代之衰，学校废；至两汉，师道尚存，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则学者不尊严，故自轻其道。轻之，则不能至；不至，则不能笃信；信不笃，则不知自守；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以希禄利为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夫以不固不信之心，守不至之学，虽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以迁之哉！此足下所谓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鲜而未有合者，由此也。（5）

　　这就很贴切地阐明了“师道”与儒学二者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儒学所以难于振兴，实因师道缺失或师道不立。读孔子之书、修儒者之学者，多为弋获功利而非坚持古道，这样的人既无古道作为内在精神生命的支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对于儒学的真正信念，自然也就经不住“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依靠这样的人，又如何能使儒学抵抗住释、老二氏冲击而得到振兴呢？其实，如欧阳修所说的经不住“利禄之诱，刑祸之惧”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这很值得今人深思。

　　如果说欧阳修从理论上发展韩愈的“师说”，那末，孙复和石介则以其自身实践来为人们提供了树立“师道”的表率。孙复（993一1057年），学者称之为泰山先生；石介（1005一1045年）是东京一带素有声望的学者，却对孙复执弟子礼。据说孔道辅（孔子后嗣，其时颇有名望的官员）谒见孙复时，“（石）介执杖屦侍左右，先生（孙复）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6）此外，胡瑗亦通过在湖学和太学教授生徒，严格师弟子之礼，树立师道尊严，为加强师通竭尽努力。这样，唐代后期韩愈始倡，经过欧阳修和孙复、石介、胡瑗的弘扬与实践，儒家“师道”终于自先秦之后而重新树立了起来。到二程建立之后，这师道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1）《唐柳先生集》卷一九《师友箴》。

　　（2）上书卷三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3）《新唐书·韩愈传》。

　　（4）《唐柳先生集》卷三四《答严厚兴论师道书》。

　　（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八（外集卷一八）《答祖择之书》。

　　（6）上书卷二七《孙明复先生墓志铭》。

　　赏析

　　韩愈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和柳宗元等是唐代古诗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反对六朝以来的只重形式的骈文，大力提倡继承先秦两汉以“言之有物”的语言表情达意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一种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他和柳宗元等人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推动了这一运动的的发展，改变了不良文风，起到了解放文体的作用，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师说》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的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鼓励后进，应当刻苦学习，勇攀高峰。韩愈的这篇力作，历久弥新，今天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从正面论述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择师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提笔点题，单刀直入。“古”字指出从师的历史传统，“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强调从师的必要。一开头就揭示出学者和教师的关系，作为全篇纲领，肯定坚决，不容辩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全面规定了老师的职责范围，指出老师的作用，说明从师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指出认识事物的一种客观规律性，连用两个“惑”字，突出说明不从师的害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列举两种情况，旨在说明“闻道”是从师的标准。“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诠释前文，又强调从师是为了学道，凡有道者皆可为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的所存也。”进一步论述择师的原则。这是作者所说师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有道为师（包括“能者为师”）的原则，正中当时积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