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别文学。从国别文学的角度出发，笔者对鲁迅1903至1936年间外国文学(小说、戏剧、诗歌、杂文、童话)的翻译情形作了一个统计。如表2所示。

　　表2鲁迅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总表(1903―1936)

　　国家小说戏剧诗歌杂文童话总计

　　俄国(苏联)43253080

　　日本111133156

　　法国5229

　　德国22

　　美国11

　　英国1616

　　波兰11

　　西班牙16117

　　匈牙利7613

　　芬兰22

　　荷兰213

　　奥地利22

　　保加利亚22

　　罗马尼亚11？11

　　总计14国823434137206

　　14个国家的总计206篇文学作品得到翻译，其中有一部小说译作因鲁迅没有提供线索，笔者无法核查其作者、国别及出处，在表中用问号“？”表示。

　　在206篇被译的文学作品中，占据最大板块的非俄苏文学莫属，其次是日本文学，而第三位应归西班牙、匈牙利、芬兰、荷兰、保加利亚等国文学，也就是被鲁迅称之为“弱小民族”或“被压迫被侮辱”民族的文学，英、美、法、德文学则居于末席。

　　鲁迅对外国文学所做的体裁以及国别的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眼光的落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与他自身的期待视野有密切关联的。

　　二、鲁迅的期待视野

　　鲁迅对于不同体裁的外国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视野，值得关注的仍然是具体的数字。

　　在小说体裁方面，译者的眼光集中在俄国，有43篇译作，占小说译作总数(82)的52%。西班牙居次，有16篇译作，占总数的20%。日本居三，有11篇译作，占总数的13%。

　　在戏剧方面，只有3部译作：俄国戏剧《桃色的云》和《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日本戏剧《一个青年的梦》。

　　在诗歌方面，英国居首位，有16首译诗，占总数(43)的37%。其次是日本，有13首译诗，占总数的30%。匈牙利居三，有7首译诗，占总数的16%。在杂文方面，日本受到最多关注，有31篇译作，占总数(41)的76%。其次是俄国，有5篇译作，占总数的12%。

　　在童话方面，俄国最受重视，有30篇译作，占总数(37)的81%。匈牙利居次，有6篇译作，占总数的16%。

　　这里，鲁迅所做的选择是与他引进外国文学的目的密切相关的。鲁迅主张文学创作“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而他“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鲁迅：《致董永舒》(1933年)，《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引进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引入新思想、新文学，从外国文学中吸收滋养，以外国文学为师。

　　从鲁迅对外国文学的接受视野看，这些文学创作上的导师各有其用。小说方面，鲁迅最为推崇的是俄国的译作，认为“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鲁迅：《〈竖琴〉前记》，《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从这些“为人生”的作品中他“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鲁迅主张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以“为人生”为主流的俄国小说自然极为契合鲁迅的标准，加之中俄国情上的相似，使俄国小说十分贴近中国现实，这进一步加深了鲁迅与俄国小说之间的共鸣。因此，俄国小说被鲁迅视为了文学上的导师。

　　居俄国之后的是西班牙小说，共16首译作，全部译自巴罗哈的小说，其中又是什么引起了鲁迅的重视呢？鲁迅在为这些小说所撰写的译者后记中明确指出自己译介的目的并非为着文学的乐趣，而是因为作者的技艺。这里，引起鲁迅重视的作者的技艺指的就是巴罗哈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看来鲁迅通过翻译小说想要向国内的创作界输入的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小说内容、小说形式，也包括新的写作手法、小说技术，这些均为他所重。

　　戏剧方面的导师，在鲁迅看来应来自俄国和日本，因为仅有的三部译剧就是译自这两国的作品。

　　诗歌方面，英国虽然以16首译诗居首位，但这16首作品采取的是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翻译方式，并非鲁迅的独立翻译成果。而居次位的日本，其大部分译诗都出自《谷虹儿画选》，鲁迅译介这些诗作主要是出于对美术的兴趣。因此，英、日两国都不能视为鲁迅在诗歌方面主要的学习、借鉴对象，以7首译诗居于第三位的匈牙利才是鲁迅在诗歌方面的外来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