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时期文化及其文学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复归、矫正和重建。而朦胧诗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只报春的燕子，其所继承和开启的'现代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某种经典和范式效应。作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是一位情感型女诗人，她那种深厚而又强烈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那份沉入生存处境深处而衍生的深沉的焦虑和思考，使她的诗透露着鲜明的理性光亮和主体性色彩。北岛的诗更具有一种经典的主体性形态和启蒙主义倾向。他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代言者，他的怀疑主义和社会批判指向，是一种神圣理性之光，照亮了人们的生存之路。北岛的作品表达了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和主体意识，因而撼动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顾城的诗展现了纯粹的精神世界和童话王国，那同样是基于主体性的觉醒和理性的彰显。

　　20世纪80年代初叶，“朦胧诗”达到了它的鼎盛期，但在这之后短短的时期里，作为一个流派，朦胧诗却渐趋式微。而诗歌的实验潮流又悄悄地诞生和崛起，以至形成了被人们称为“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歌新潮，实现了对朦胧诗的又一次跨越。

　　朦胧诗之后，首先不能忘记的是以江河、杨炼为源头的后期朦胧诗和文化诗，它是朦胧诗自身内部的一次深刻而自然的延伸，体现了一种历史文化意识。作为新时期诗歌发展的继续，大学生诗歌就成为“第三代”诗产生的温床，它构成了“第三代诗”的直接背景。实验诗在80年代中期以突进的姿态继续前进，呈现出两种生存形态；其一点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前锋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的凸起和变延。其二是以“他们”、“非非主义”为中心的非文化诗的成长，其中包括反崇高、反意象的“莽汉诗”、“大学生诗歌”以及反技巧、重语言及生命的“海上诗群”等，他们共同汇成了实验诗歌的洪流。朦胧诗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诗人的自我，淡化了诗的政治角色；江河、杨炼对历史感的呼唤和史诗性作品的探求，只不过是这种泛化的政治意识向纵深的延展；然而，在第三代诗人看来，这种对诗的现实政治感、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强化，都是企图使诗变为抽象理性的载体。这种非诗的因素，正是使诗长期徘徊在诗之外的主要障碍。一场重建诗的本体的革命，便从这里开始了，而“非文化”便是这次诗学革命最灿烂的标志。“第三代”诗人从非文化开始，企图重建一个本体的世界，使之重现人和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诗派的“归真反朴”，“非非主义”的“前文化还原”，“反诗”的“不变形描述”，都是向着这一目标的跋涉和探索。他们进行诗体实验，淡化消解文化，使人和诗还原到本真的存在状态，呈现出一种“非文化”的“原在”。“非文化”是第三代诗的总体思想基础，其两大基本标志，是与朦胧诗恰恰完全相反的两个特征，即“非崇高”、“非意象”。

　　第三代诗人的实验诗歌，扮演着文学先锋者的角色走在文学革命的前列。第三代诗作为一种开放并生长着的诗体形态，虽然至今仍不能说它已趋于完结，但它毕竟正在成为传统而汇入诗的历史之中。给第三代诗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它毕竟给新时期诗坛带来了新的艺术探索。第三代诗歌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真正文学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它从本质上揭示了一种新诗学态度和观念：“诗就是诗本身，而不是它之外的别的什么。”一种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思想正是由此而诞生。

　　新时期文学中，由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所汇聚而成的新诗潮，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无疑起到了摧枯拉朽、标新立异的开创作用。它使得中国当代诗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使诗真正回归到诗自身。新诗潮必将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留下自己清晰的深深的足印，长久地展现自己迷人的风采。同时，任何文学流派的诞生发展，都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当代新诗的未来如何，应该走向一条怎样的道路，这不是哪一位先知先哲可以预测的，是需要当代从事文学诗歌创作的人们共同不断探索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新诗也会在她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上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