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出生在一个生活优裕的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得到家族长辈的喜爱与娇惯。祖父母为其取名为荣华，希望她日后能荣华富贵。祖父张维帧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对她无限的娇惯与溺爱。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出了她与祖父相处的点滴记忆。“我生的时候，祖父已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岁，祖父就死了。”[5]这段细腻的重复式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对年龄的交代，而是反复叙说着自己的情感与思恋，体现了祖父在萧红生命中的重要性，并且成为她“愉快”的童年经验里的中心人物。“愉快”的童年经验除了源于祖父对她的宠爱还有自家那座童话般的后花园。这座后花园面积大约有二百来平方米，里面不仅有杨树、柳树、樱桃树、榆树、李子树；还种着蔬菜、瓜果、向日葵和玫瑰等。这座贮存童年愉快经验和记忆的城堡，被萧红津津乐道反复描绘，从她的笔尖透露出童年无限乐趣以及字里行间那一老一小的祖孙情深。“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6]萧红对祖父的依恋与祖父对萧红的宠爱使得祖孙互为对方愉快的源泉。孤独的老人与失落的孩子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互相取暖。

　　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背景下，外在环境与知识分子内心的状态都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人们从“铁屋子”中觉醒之后，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大家族文化，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童年时期关于亲情的温暖记忆又让他们难以与其决裂。在面对大家族的“束缚”与“囚禁”时，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逃离家”。在离“家”之后，孤独的体验远远超过了“家”对其现实的束缚，寻找精神慰藉与灵魂寄托成了知识分子们无意识的行为。在日落西山的大家族之下，在父辈强权之下体会不到半点温情，但却在祖辈那里寻找到大家庭的温暖与依恋。正是这来自祖辈的“愉快”童年经验使得萧红在离家思念故乡的时候，不仅仅对空间地域的回忆，更是从心理上难以忘怀的人和情。从心理层面来讲萧红采用“祖孙书写”的叙述手法体现出了她的情感归宿与寄托。

　　童年经验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通过对其不断地重组和修改，进而得到新的内容。这些“不愉快”抑或是“愉快”的童年经验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文学创作。萧红的作品弱化父子关系，凸显的祖孙之情。这种“父辈缺失”与“祖孙书写”模式深刻地再现了萧红的精神世界的复杂与丰富，也呈现出独特的情感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3).

　　[2]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4][5][6] 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拓展内容】

　　文学家名人故事：萧红与恩师鲁迅的情谊

　　萧红，1911年6月2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一个地主家庭。萧红本姓张，名乃莹，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著名的女作家。萧红是其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生死场》时所用的笔名。

　　1934年6月12日，萧红离开哈尔滨，同萧军一起流亡到青岛。9月，在青岛她写完了旨在宣扬“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然而周围的朋友相继被捕，他们只好又流亡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在上海终于见到了文坛大师鲁迅先生。萧红眼中的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出奇的平和并充满善意，他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须，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鲁迅先生喜欢萧红、萧军的纯朴爽直，而且萧红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一见如故，甚至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这次见面后，鲁迅为了给二萧在上海铺展一条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庆祝胡风的儿子满月为名，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二萧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紫作为二萧的向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后来又支持他们三人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