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里对黑格尔观点的间接引用，既没有标为参考文献，也没有标为注释。

　　我们再看：

　　所以在英国尽管也有排除司法审查的规定，但法院总是根据“越权无效”的原则使排除司法审查的法律条款要么完全不发生作用，要么只在一个小范围内发生。① (P49)

　　这里则被处理为注释，排于当页地脚：

　　①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2页。(P49)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同杂志对参考文献与注释的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本杂志，在引用的问题(包括直接引文、间接引文和观点的引用等)上，有的处理为参考文献，有的处理为注释，有的则既不作为参考文献，也不作为注释。这一问题上的随意与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概而言之，关于“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区分，无论作者写作还是编辑对文章进行编辑处理，大致经常遇到以下一些问题，例如：引文究竟属于参考文献还是注释?吸收、借鉴或间接引用他人的观点，应当如何处理?参考文献和注释是否有必要都具体到页码?参考文献与注释在文中的为止如何安排?等等。

三、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内在区分及现实问题的处理

　　我们觉得，这些问题的处理，关键在于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内在区分。我们认为，参考文献是业已产生的一些思想成果，即如《辞海》所说，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它的功能在于供作者“参考、参酌”，对作者写作该文发生了潜在的影响或启发，是该文得以形成的一些思想来源或依据;而注释则是作者对文章(包括题名、作者、引文、观点等)有关内容所作的说明和解释。前者是他人或自己已经在客观上产生或形成的观点，因此，《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规定为“一般应限于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献”，以证实其客观存在;后者表达的则是作者本人在写作该篇文章时的想法和意愿，即对有关内容的一些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因此，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内在区别应该在于谁包含了更多作者本人的思想、观点、意愿。虽然这种作者本人思想、观点、意愿的“多与少”不可能精确区分，但明显地，注释中应该包含更多作者本人的思想。也正因为此，所以《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规定：“注释集中排在文末时，参考文献排在注释之后。”注释位置之所以在前，更接近正文，暗含了其中包含更多作者意愿的意思。再看该规范对“致谢”的处理，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佐证：“致谢是作者对认为需要感谢的组织或个人表示谢意的文字，排于注释及参考文献之前，字体应与正文有所区别。”其理由正在于：致谢虽然不属于正文，但它是作者明确意愿的一种表示，所以相对注释又应该置于注释之前。这层意思，正如唐孔颖达疏《礼记·曲礼上》时所说：“注者，即解书之名，但释义之人，多称为传。传谓传述为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故云传。今谓之注者，谦也，不敢传授，直注己意而已。若然，则传之与注，各出己情。”

　　根据这一条重要的思路，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1、引文究竟属于参考文献还是注释?

　　引文目的是为了论证或说明某一观点，指明引文的出处原属于“注”;最初的“注”即是如此，而且以前的论文与著作也大多如此处理。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因为，引文中所包含的作者本人的思想明显是不多的。直接引文常常是摆出一个观点，以证明或说明作者自己的某个观点，虽然在引用的过程中暗含了作者的意愿，但终究是不明确的，而且作者之所以采用直接引用这一形式，正是试图显得这一观点并非自己的观点以示科学、客观。间接引文同样如此，尽管作者在引用时对原文作了某些处理，如综述、改变说法等，但观点仍然是他人的，至少是以前已经产生了的。因此，将引文以参考文献形式出现，更能显示作者的客观、公正，以及对他人成果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规则明确将引文处理为参考文献，这种做法也为越来越多的期刊所采用。而且，下一步也可以考虑将这一做法引入论著中，以利于科研成果的信息化、处理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