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为了使出版商履行之前的协议，他们会以让其他出版商出版作品作为威胁。1839年，肖邦对他的代理人以强硬的态度说：“如果普莱耶尔(Pleyel)有任何困难的话，你就去告诉施莱辛格(Schlesinger)，我会以800法郎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出版叙事曲。”⑥事实上并非如此，肖邦只是希望出版商能够尽快地作出决定而已。作曲家为了获取更多的酬金，会同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多个出版商来出版自己的作品。贝多芬在早期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到：“我的作品为我赚了不少钱。通常，每一部作品我都会选择六七个出版商，如果我愿意的话还会有更多。他们根本不会和我讨价还价，我要多少，他们就给多少。”⑦这些话显然有夸大之嫌，实际上他的要求常常被拒绝。但这足以表明当时的作曲家为了对抗出版商的压榨，还是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办法。后来，许多作曲家为了避免被出版商剥削，他们在自己的家中雇雕板工、印刷工，印刷并出版自己的作品，签上名字以辨真伪。

　　需要注意的是，那是一个版权法并不完善的时代，作曲家的权利得不到相应的保护，甚至连出版商的权利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加以保护。在这时，出版商同作曲家必须携起手来，共同想办法来对付盗版。作曲家会让抄写员到自己的家中在监视下进行抄谱。莫扎特常常雇佣好几个抄写员，让他们每人抄写一部分，或者干脆故意藏起几页手稿，使作品不完整来避免盗版。1709年，英格兰出台了第一部现代版权法，即所谓的《安娜法》。随后欧洲各国都相继颁布了类似的法律，版权法的出现缓解了出版商与作曲家之间的关系，保护了出版商和作曲家的权益。

三、18、19世纪音乐出版业对音乐生活产生的影响

　　欧洲的音乐出版业与音乐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在18、19世纪，是促进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将音乐出版业对音乐生活产生的影响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了音乐作品的传播范围，提升了作曲家的声望和地位。

　　在音乐出版业出现之前，音乐作品的传播范围非常狭小，只有一些手抄本流传于世，在教会和宫廷之外，人们很难欣赏到音乐。作曲家为了取得声望，经常到各地旅行演出，加上交通工具十分落后，他们要在旅途当中，消耗很多时间。音乐出版业改变了这一被动的局面。作曲家只需创作作品，交于出版商印刷出版即可使自己的作品为更多人所熟知。同时，作曲家的声望也会因为作品的传播而逐渐提升。音乐出版业还打破了距离的限制，通过出版社在国外的代理来出版作品，起到的宣传效果，比以前显得更为快速而方便。尤其到了18、19世纪，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们对音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音乐出版业的发展为音乐作品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作曲家获取经济来源的渠道之一，加速了音乐走向独立的步伐。

　　随着18、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商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他们经济富足，并拥有相对的空闲时间，于是纷纷效仿过去宫廷贵族的做法，开始在家庭中进行音乐表演，让子女学习演奏乐器，走进音乐厅欣赏音乐，甚至直接向作曲家订约作品等。音乐艺术由此摆脱了教会和贵族宫廷的狭小空间，走向更为宽广的市民社会。作曲家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贵族和教会的赞助，他们可以通过举办音乐会、出版作品等方式赚取财富，使自己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在贝多芬时代前后，音乐出版成为作曲家获取收入的一种重要来源。音乐创作成了一种商业化行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音乐成了人们自由选择和随意爱好的对象，开始由“工匠艺术”走向真正的“艺术家艺术”。⑧

　　第三，跟随大众的音乐趣味，影响作曲家的创作方向。

　　作曲家与出版商之间不仅会因为出版费用产生分歧，他们在出版什么样的作品类型上也经常出现矛盾。出版商只会按照市场要求和大众的音乐趣味来选择作曲家和他们的作品。大多数音乐听众都会选择购买一些简单的钢琴、长笛或声乐作品在家中进行表演，如果市场上都是大型的交响曲、协奏曲或歌剧作品，那恐怕出版商很快就要关门歇业了。莫扎特的父亲1778年写信给在巴黎旅行的儿子：“在你没有学生的时候，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创作一些可以扩大你声望的作品。记住一定要短小!简单!流行!和一个出版商谈一谈，看他最想要哪种作品——或许是为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件大提琴而作的简单的四重奏。”⑨但是年轻气盛的莫扎特并没有听取老父亲的建议。作曲家往往选择他们喜欢的或擅长的体裁形式进行创作，但有时也会迫于无奈按照出版商的要求改变自己的创作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