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引自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费先生着重阐述的是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的社会的网。他说，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象一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其实，这样的一种关系，主要是由我们传统的葬礼上的“五服”观念推衍而来。“五服”是葬礼上参加者所穿的各种丧服。包括斩衰、齐(期)衰、大功、小功、绝麻五种。这是由不同布料按照不同方式缝制的丧服。依照和死者的不同血缘关系穿不同的丧服，而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越远，穿的丧服质地也越好，缝制的越精细。所以在丧礼上，我们尽可以通过穿的丧服来辨别每个在场的人和死者的关系以及和自己的亲疏。我们古代有“五世亲尽，的说法，而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五代”，就成为关系远近的一种标志。在笔者家乡，现在依然用“五服”来代指亲族关系的远近。而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带给我们对人和事物的态度上的亲疏，这在我们待人接物上都会有表现。而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所衍生的是地缘关系。这是以出生地的远近来确定关系远近的类血缘关系。人们距自己的出生地越远，心理上所能接纳的地域也就越广。比如，我们在省内，往往以一个地区为老乡，而在省外，就是以河北省为老乡，同样，我们到南方，以北方老乡互相称呼，而到国外，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人了。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而接纳扩延的心理，体现了中国人关系远近的判断标准。

　　基本上是“我”对别人贡献强弱的一种判断。历代作官的，经商的等离家在外的，都把地缘作为自己生存的一个基础。乡土情谊成为联系的纽带。我们经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这样一种观念的体现。惟独不同的是，我，处处依靠别人，而恰好少的是自己的独立性。相比之下，英美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造成的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单一的圈。也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人人为我，。在任何环境下，只有““我”，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要以自己的利益为着眼点。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关系圈，鼓励每个人都是“我为人人“，就是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兼顾别人的利益，根据关系的远近采用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关系也就有不同的结果了。虽然中国的自我依然是以“我”为中心，但并不是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自我的基础是建立在大家的前提之下。

三、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指的是中国人在利益面前采取的一种基本心理定式。它是从我国传统的家产析分中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而来。诸子平均析产方式即所有儿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方式，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主体内容。诸子平均析产是基于直系血缘关系的男子单系继承制。凡是同一父亲的儿子不论长幼，甚至不分正妻还是妾脾所生，原则上都有相同的家产继承权。

　　众所周知，诸子平均分配家产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基于所有的儿子无论嫡庶长幼，都与父亲的血缘关系相同而形成的原则，也是我国传统家产继承方式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且在历代的族谱中，长辈也时常嘱咐子孙分家时一定要均平，不要拘私心。在分家的实际操作时，为了讲究平均，需要数量与质蚤的双重搭配。而分家不均被视为不义，为人所不齿，同时属于违法行为。在《唐律疏议》卷12中规定了家产析分不均的处罚方法:“同居应分，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后代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

　　这种在人情舆论和法律上家产析分所体现的平均主义的原则，延伸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中古时代，赋税制度是“九等制”，就是按照家庭的资产划分等级。也许大家会问，资产不等怎么平均呢，这还是可以体现的。九等虽然对各个家庭来说是不等，但是如果将一个九等和一个一等加起来，数量上肯定和一个八等加上一个二等差不多。依次类推，其实到最后，落到政府那里，它依然取得是个社会的平均数。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平均主义中的公平原则。资产多寡，交纳的资产也有多少之分。这是平均主义在国家政策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