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铸造了他的人格，而成熟的人格又推进了他对深层文化底蕴的探求。他从儒到士到佛，在心路历程上始终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轨迹。他多才多艺，和蔼慈悲，克己谦恭，庄严肃穆，整洁宁静。他中年以后顿悟前非，处处避世绝俗，又无处不近乎人情。他对美术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的培养和造就，为师为友，都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典范。由于他性格内向，过分追求自我完善，所以在他生存的那个时代，自然不为世俗所见容。他的大彻大悟，就意味着对人生的大弃大毁，他在虎跑寺一绝红尘，恰如广陵绝响，充满了人世沧桑的悲凉韵味。

　　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两只话筒对接，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同一个宗旨。

　　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一切嘉言懿行都出自他的善良的本性。我曾经注意他晚年讲经和开示佛徒的讲稿，这些，同他当年的讲课一脉相承。尽管所讲内容和对象不同，但他作为一位宣讲者，要把自己的知识和义理传授给世人，在这一点上佛堂和课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两个现成的例子。一是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他在《弘一法师与我》一文中，记述1939年冬与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的.一次谈话，其中一段说：“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点点头说：‘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这段谈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师已然默认了佛家生活与艺术生活的关系。二是法师晚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给学徒作开示，在讲到书法艺术时，他说：“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要从佛法中得来，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所以诸位学佛法有一分地深入，那么字也就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地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有十分的进步”。这里他干脆把书法与佛法、学书与学佛完全看作一回事了。难怪当时的人们总是带着三分佛陀七分艺术的眼光去看他。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综观李叔同的一生，似乎一直是用自己的生命之音，向世人召唤救世之道。两只话筒对接，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同一个宗旨。

　　从李叔同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发现世上的文人与艺术家，是最容易与佛法接近的，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因为这两种人都富于智慧和感情。富于智慧便容易参透人生、了事如幻;富于感情便容易体物多变、悟世无常。所以编《文选》的昭明太子精通佛法;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后来出家当了和尚。善书的王右军，善画的顾恺之，擅诗的贾岛，工诗擅词的苏轼……都与佛学有很深的渊源。以此看李叔同的出家，似乎也不难找到一条必然而不期然的轨迹。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