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咸时期,已出现了不少有关甘肃秦腔艺人活动的文字记述。中华民国八年(1919)重修原清道光版《靖远县志》之“忠义传”一章,便有“优人张某,工歌舞,善诙谐,同治五年(1867),城陷被执。贼素闻其声,使演剧,许以不杀。拒之,且引往事大骂逆贼,贼怒杀之”的记载。这一时期,甘肃老秦腔戏班凭籍以本地演员为主体,以生、净行当神鬼戏、侠义戏为主体两大优势,在甘肃各地显得十分兴盛活跃。如宁远于家班的于大班长、傅邦、张麻子、王保同等,金塔魏家班的魏长三、杜荣棠、宋子汉、尕保子、申正奎、周旦儿、吴天赐等,宁县李聚财戏班的李聚财、石娃子、子娃子、次娃子等,庄浪将军爷戏班的刘世福、景占魁、马本烈、王东厚、张明正等,甘谷戏班的杨全儿、王宝童等,以及清光绪初年兰州东盛班的陈德胜(十娃子)、李德贵、桑大嘴、李海亭(六指子)、张天宝、薛保元(三木头)和兰州福庆班的张福庆、米喜子(麻旦儿)、黄毛子、唐华(唐待诏)、刘彦青等等,都是以本地演员组建起来的秦腔班社,并以《药王卷》、《碧游宫》、《黄河阵》、《马踏五营》、《火焰驹》、《白逼宫》、《太湖城》、《游西湖》等生、净刚烈的剧目,长年以赶庙会从事演艺活动。这些演员不仅在行当上面面精通,艺技上也是无所不能。尤其称道的是,他们以渊博的知识擅于以神话传说随时编排连台本戏并就地演出。光绪二十年甘谷艺人杨全儿到兰州献艺,会首要求连唱七十二天会戏却不能重戏,而且所演剧目必须以苍颉和观音菩萨等神仙为主角,这无疑是个有意刁难的苛求,但杨却主动承担,他以传说中的八大神仙为素材,编演了七十二台连台本戏《玉皇传》,整整唱了七十二天竟未将他难倒,致使观众、同行大为折服,由此而得“赛天红”之美誉。

　　与此同时,开始出现陕西艺人入甘在“本地班”搭班唱戏甚至组班落户的情形。如兰州福庆班的三元官、东盛班的岳德胜以及李富贵组建的武威永和社、李炳南组建的西秦鸿盛社等。甘、陕艺人同台演出,既显示出两省秦腔的不同风格和流派,又促成了两省秦腔相互影响与交流。这一时期,陕西虽出现润润子、晋公子、李云亭,甘肃虽出现张福庆、陈德胜、唐华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名家高手,但就两省秦腔而言,依然处于以农村草台班为主体的无序竞争状态,或者说正处于由农村向城市集结并寻求进步与文明的前夜。20世纪初期,开始进入兰州、武威、天水、平凉、庆阳等城市设“点”售票演出的“本地班”,为适应剧场环境和城市观众的欣赏心理,使以往庙会演出的粗犷风格生、净动作戏,逐渐向戏院演出的细腻风格生、旦唱作戏慢慢转化,加上班社之间、演员之间强烈的竞争意识,促成演员讲究个人声腔技术的局面。由此而又形成以庆阳、平凉为演地中心的东路唱派,天水、陇南为演地中心的南路唱派,兰州、武威为演地中心的中路唱派。三路唱派也叫三大流派,各以擅演的剧目,独到的行腔、化妆以及身怀绝技的演员阵容,甚至各自拥有的观众群等,在甘肃形成鼎足之势,把甘肃秦腔推向全盛的高峰。

　　“辛亥革命”前后,甘肃秦腔虽然作为甘肃舞台的主体仍显兴盛活跃,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新的思想与新的思潮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很大影响。尤其20世纪20年代,由于陕西秦腔演员大量西进陇上,而陕西“客伙班”也在甘肃与日俱增,无形中对甘肃秦腔造成很大冲击。这一时期,既有王承喜、杨改民、赵福海、王琪、罗树德、徐德、耿忠义等一批甘肃籍演员活跃于全省各地,又有谢玉堂、曹洪有、史月卿、文汉臣、葛正兴、朱怡堂、田德年、李夺山、郗德育等一批陕西籍演员在甘肃落户唱戏。甘、陕秦腔演员的融合,促进了甘陕秦腔艺术的融合,这种融合,当然不只是古老的甘肃秦腔需要进步发达的必然,更是它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正因此,经过改良的“敏腔”(李正敏创造的唱腔)、“易俗社”(西安易俗社改良的唱腔)等陕西中路诸家唱派,开始在甘肃境内吹拂风靡,甚至呈露出一种“喧宾夺主”之势。这种改良的新腔,又随着甘肃大兴办校、办班和以社代班等培训学员之风,在境内迅速扩散蔓延。像兰州觉民学社、平凉平乐学社、敦煌塞光学社、酒泉新光学社以及以社代班的宁县振兴社科班、兰州新兴社科班、平凉聚义社科班、西峰同俗社科班和兰州军界的西北戏剧学校等,差不多都聘用陕西籍演员为教练,取用陕西改良唱腔为教材,再加上刘毓中、刘易平、何振中、岳中华、沈和中、靖正恭、陈景民、刘金荣、刘全录等大批陕西名角相继在甘肃组班甚至落户,大大强化了陕西改良秦腔的传授、普及和推广。尽管当时涌现出诸如王正瑞、孔新晟、张文品、朱训俗、肖正惠、李发民、米清华、付荣启等一批陕西籍甘肃秦腔生力军,并同何彩凤、周正俗、李益华、袁天霖、黄维新、魏启元、黄致中等甘肃籍秦腔演员以及稍后的沈爱莲、王晓玲、王朝民、袁新民、米新洪、刘茂森、温警学、牛利民、张方平等共同形成20世纪中叶甘肃秦腔舞台的主体,并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但甘肃秦腔唱派却受到陕西秦腔唱派的噬吞而不得不退居舞台一隅,并最终成为绝响而流失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