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技术轨道理论用于解释不发达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优势”以及应用于技术跟随和技术超越等领域问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基于生物进化理论隐喻

　　基于S曲线的技术创新演化还基本停留在线性思维层次，而通过隐喻进化生物学的诸如竞争、选择、淘汰、突变等概念，催生了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一些崭新的演化分析方法如自组织理论、复杂系统、演化博弈等对于技术创新这类不能由主流经济学所解释的现象进行解释。在技术系统中有无数个我们熟知的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现象。大量不同的变种(产品或技术等)被投入环境(市场)中，经过其他竞争者或环境(竞争对手、市场、顾客)等的严格选择。幸存者被保留下来并通过种群被复制、扩散，并逐渐成为优势种群[7]。技术系统中还有大量诸如此类的类比、映射，但是将整个生物进化全盘隐喻为技术进化的不可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技术创新演化是具有拉马克式的特征，这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却被认为是异端。纳尔逊和温特被认为是熊彼特主义的回归的同时，还创造性借用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自然选择”的基本思想以及西蒙“有限理性”学说，形成了演化经济学独具一派的“新熊彼特主义学派”。

　　纳尔逊和温特的研究中突出了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演进的历史过程的思想。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学说主要是考察经济变迁，不是将技术变迁一般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他们对技术变迁一般过程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在其专著《技术发展简史》中构建技术发展的进化假说，他同样隐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人工制品作为研究基本单位，技术进化的结果是人工制品的多样性，新人工制品是旧人工制品的继承和发展，类似于生物界的遗传、变异和选择等进化现象[8]。齐曼(2002)同样以人工制品作为基因类似物构建基于生物进化论的技术变迁过程，他认为新奇的人工制品以新物种的变异和选择一样的方式涌现，技术的变化如同基因那样发生变化，社会环境以拉马克式或达尔文式对技术基因的变化起选择作用[9]。

三、基于复杂系统演化的隐喻

　　复杂系统是由大量的以非线性关系联接的模块组成，除了具有层级性、可分解性及快速演化[10]的特点之外，还具有突发特性[11]。美国技术史专家休斯(Hughes)认为：“技术系统包含着那些混乱的、复杂的、解决问题的成份，他们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因此，可以说技术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可以用复杂系统的思维来研究技术系统

　　复杂系统是模块的集合，而系统架构是复杂系统中模块间组合的方式。系统架构会影响复杂系统的结构、功能等，因此系统架构理论有助于复杂系统的设计和管理，并且架构理论通过形成主导设计影响复杂系统的演化[12]。架构理论目前不仅应用于产品领域，在组织、产业等层次的架构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Henderson和Clark(1990)最早提出架构创新的理念[13]。他们认为对于创新传统分类方式(即将创新分为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是不完全的且易引起误导。他提出了架构创新，即不改变产品的部件而改变部件联接方式的创新方式。他们将创新通过两种维度进行分类。纵向维度基于产品组件(模块)之间联接方式的创新，而横向基于组件内部的创新。因此，创新将被分别被归为四种方式：渐进性创新、模块创新、架构创新以及突破性创新。突破性创新建立一种新的主导设计，在新的架构中组件联接的核心设计理念。渐进性创新是在原有的设计基础上的加强和拓展。模块创新是个体模块的发展和进化，但是核心设计理念以及模块间的联接方式未曾改变。架构创新改变模块间联接方式但是核心设计理念没有改变。

　　架构创新对于我们从复杂系统角度理解突破性创新、渐进性创新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技术变迁过程中，架构创新如何进行以及其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等实证研究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亟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