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教育目的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作为伟大的教育家的孔子，是十分重视教育的目的性的。孔子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士，他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士成为他理想的人才，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找到政治的地位和保障，从而改善春秋以来“天下无道”的局面，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四）教学内容

　　总的来说，孔子的教学内容有三方面特点：其一，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他所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他不强调掌握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他既没有手工业技术可传授，也没有农业技术可传授。他认为社会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与小人职责不同，君子不必参与小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他从根本上反对弟子学习生产劳动技术，樊迟要学种田、种菜，他当面拒绝。其二，偏重社会人事。他的教材，都属于社会历史政治伦理方面的文化知识，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事，而不是崇拜神灵。他虽不是无神论者，但对鬼神持存疑态度。他不谈“怪、力、乱、神”，不宣传宗教迷信思想，不把宗教内容列为教学科目，这种明智的态度，成为中国古代非宗教性教育传统的开端。其三，偏重文事。他虽要求从政人才文武兼备，但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仍是偏重文事，有关军事知识技能的教学居于次要地位。

（五）教育特点

1、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这一术语是宋代朱熹在总结孔子的教学方法时提出来的。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成功地把因材施教的方法运用于教学实践。教育的成功也代表了他教育理念的成功。在《论语》中，孔子因材施教的事例很多。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冉有畏缩不前，故鼓励他前进;子路好胜过人，故抑而退之。颜渊、仲弓、司马牛和樊迟都向孔子问仁，孔子作了不同的回答：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孔子区别受教育者的才智高低进行不同的传授，“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在孔门弟子中以突出的德行修养而著称，自汉代起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樊迟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含义，平时生活严肃庄重，处理事情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心诚意。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解答也深浅不同，更有针对性和实效。从因材施教的倡导实施到变为教学思想工作，再到明末清初的教育家对其充实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成为贯穿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教学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为当时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