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矛盾，被卢梭嫁接到教育上，“要尊重学生天性”的主张就被引发出来。卢梭主张要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发展，要尽t满足学生的需要。但是，毋庸置疑，人的需要绝对不可能时时都合理，一味地满足学生的需要，却忽视了这些需要可能蕴涵的不合理因素，本身就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卢梭这种“教育理想”的“自然观”影响了整个西方教育史。这种“自然观”在反“专制”教学上的确功不可没，但它被后人误用后，显然置教师的利益于不顾，造成了教育史上学生的“放任自流”状态，新教育运动和进步教育运动就是很好的例证。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曾竭力纠正教育学上这种不顾教师利益、并使学生处于“放任自流”的状况，他在其成名作《普通教育学》中开宗明义:“卢梭在思想上要求牺牲教育者自己的整个 生命，作为儿童的永久陪伴献给他们。这种教育的代 价太昂贵了。”赫尔巴特还因此创办教育学研究班， 重视对教师的培训，并对教育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 析，比较好地平衡了“专制”与“放任”的关系。可 是他被称为传统教育派的代表，直到现在还被扣上 “三个中心”的帽子而横造责难，足见卢梭的“自然” 势力之大，这正缘于他的前提假设:自然使人善良。

结论:教育纯粹向“善”的危险

　　如前所述，卢梭所说的“善”主要是指现实生活 中的善行，而非哲学术语中抽象的“善”。他尽管在人 性上崇“善”，在教育上倡导“自然”，后人的实践却曾导致学生放任自流，教师无所适从，这种结局似乎跟崇“善”的目的相距甚远。这样的矛盾在当今教育现实中依然存在。

　　我们绝不反对教育崇善，这是个终极理想的问题。我们更竭力呼吁人要在现实中行善。理想是抽象的，教育是现实的。我们的理想未必就是下一代人的理想，我们没有理由把我们的理想—崇“善”灌输给现实中的学生。我们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雕琢在课本上，镶嵌在教师的言谈举止中(仅仅限于学校)，给学生塑造出一个人间的精神天堂。然而学校不是修道院，学校内部原本就有很多与理想冲突的地方;何况学生迟早要走出校园，踏进社会。这个神仙一旦进人人间，就要与人打交道，矛盾马上出现，这就是我们的人格分裂症。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格分裂。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如果人们想得到幸福，就必须断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隐士便无视现实的世界，并可能断绝了他的来往。但是，人们可能做得更多，可能试图创造现实世界，建立另一个世界来取代原来的世界。在那里，现实世界中最不堪忍受的东西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但是无论谁踏上了这条通往幸福的道路、绝对轻蔑现实，他都注定一无所获。这是一条规律。”

　　教育也应如此，既然它永远存在于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之中，就应该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交融。从更广意义上来说，“受教育”就是受教育者与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间碰撞、融合的过程，它不可能只有善的一面。如果我们仅仅把我们的“理想”灌输给学生，试图强迫他们变成至善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又何来教育崇“善”?因此，卢梭的自相矛盾所提示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空想的不能实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现实中成就教育理想，让我们的学生少一些人格分裂的痛苦，让我们的教师少一些“欺骗学生”的痛苦，‘让学生不失“善”性而又明了“恶”性，如此，我们的学生不是更像“真”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