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还表现在产业组织即企业间关系上。日本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长期交易关系基础上建立起了“系列化生产体制”，据说这与美国垂直一体化大公司和分包商之间短期的交易关系具有很大不同。第一，这种长期交易关系有助于创新的吸收，有助于通过利润分享计划刺激创新。“美国企业倾向于在缓慢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运用创新设计通过广告控制消费者和供应商，而日本企业不仅在创新设计上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强有力的联系，而且在设计过程中使供应商也参与进来了”（Clark，2000）。第二，日本经济由于开放程度有限，出口型大企业与那些不能直接出口的相关企业之间发展了一种特殊的竞争形态，即出口型大企业可以把产品价格强加给“系列化生产体制”中的`广大中小企业，后者生存的惟一手段只能是创新，价格方面的竞争又使通过产品差别所获得市场份额变得非常重要了。第三，日本企业借助于企业间长期关系，发展了以节约成本为目标的在生产流程上的工序创新，这就是及时生产体系，或称丰田生产方式，其核心则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看板式生产计划体制。这是一种以企业间长期关系为基础的创新体制，其竞争优势就在于低成本、高质量和差别化产品方面。这种创新体制不仅使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导致了对美国等市场爆炸性的出口增长，而且，它也很快地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条件。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汽车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继失利暴露出了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所能达到的界限。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灵活生产方式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美国的“少零件、大批量”和日本通过产品差别化所奉行的“小批量、多品种”。事实证明，在美国方式降低成本的时候，日本则由于过度的产品差别化导致了成本的上升和研发资源的大量浪费。第二，与美国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积极采用信息技术不同，日本企业的行动则非常迟缓。由于电子化定型可以替代外加工定货，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垂直一体化的竞争优势相对于日本的“系列化生产体制”得到了提高，美国的“少零件、大批量”就是把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组织方式结合起来的结果，这对美国重新夺回汽车业的世界霸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由于日元升值，最终装配商要求供应商提供比较大的折扣（例如，汽车业平均三年为10%至15%），在过度产品差别化导致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生存能力大为降低，这是大批中小企业在金融风暴中纷纷倒闭的重要原因。最后，由于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和新兴产业上的落后，大量资源要么滞留于增长缓慢的传统制造业寻求产品差别化，要么进入金融领域寻求非生产性利润，这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都说明，日本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已无法解决目前日本经济所存在的问题，这就引导我们不得不思考：日本创新体制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缺陷？

　　二、日本战后创新体制的历史局限性

　　经过短短的十多年，日本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已大为缩短的差距现在又明显拉大了，突出的标志是日本在信息和生物技术上的落后。造成这

　　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战后创新体制在R＆D资源配置上的失当，忽视了基础科学研究对于一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所起的关键作用。与美国相比，日本在创新体制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基础研究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而日本则把绝大部分科研资源集中于应用开发研究上，并在工程领域的研究较多，这与日本对美国的追赶和技术立国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基础科学的研究上，美国与欧洲大约分别占50%和40%，而日本只占10%左右。第二，与美国大学在基础研究上的主导作用不同，日本大学在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上是非常薄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政府成为大学基础科学研究主要的赞助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的研究体系几乎在每个领域已经明显地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并且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今。日本虽然自1870年以来发展了极好的学校教育体系，并拥有丰富的和各种类型的工程师资源库，但她几乎没有美国式的研究导向型大学，因为日本把有关设计与开发的知识发展放在了公司部门而非大学；同时，日本大学受重视技术观念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第三，虽然日本把有关设计与开发的知识发展放在了公司部门，但在公司部门的科研中，无论是在理念还是体制上，日本的公司远不如美国对基础研究更为重视。若杉隆平（BoyerandYamada，2001）从企业开发研究的组织与行为角度揭示了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首先，“经常性研究经费”在全部研发经费中所占比例不到一半。另据研究，在日本企业的研究课题中，由研究者提出的仅占47%，而由业务经营部门提出的则达到40%。其次，在日本企业中，研发人员的“进身之路”是从研发人员到项目管理人员，再到生产、销售和计划等部门的主管。因此，无论是从获取经费还是从考虑将来的晋升机会角度出发，日本企业的研发人员都把“技术性研究”放在了“创造性构思”的前面，基础性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说来，创新经济学家们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创新活动：渐进创新（incremenralinnovation）和激进创新（radicalinnovation）。渐进创新或多或少地是连续的事件，它通常不是深思熟虑的研发活动的结果，而是工程师和其他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员的发明和提出的改进意见的结果（“干中学”），或者是用户首创和建议的结果（“用中学”）。渐进创新虽然对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是极端重要的，但它只表现在现有产业的产出范围及其效率的改进上，而不能创造新产业。创造新产业的活动主要是由激进创新所完成的。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汽车不可能从马车技术的改进中产生，激进创新作为不连续的事件，目前通常是大学、企业和政府实验室中深思熟虑的研发活动的结果。一般说来，激进创新是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力量，它会产生基本的产品创新，但它必须由长期的和大量的渐进创新所支持，才能使新生产业成长为在经济体系中产生扩散性影响的主导产业，因而，工艺创新就成为渐进创新的支配力量，它对生产率稳定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种理论，日本创新体制在工艺创新上的优势无疑是世界第一，它是由战后日本追赶型经济的性质所造就的。但当这种追赶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以后，日本创新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与美国的“新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日本在许多国际竞争领域中跨入领头羊行列之时，她不得不因基础科学研究的落后，由于缺乏主导产业和内需难以启动等，从而饱受长期经济危机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