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利森伯格(Litzenberg，1983)分析了美国50所大学的农企MBA课程(见表2)，给出了10个重点学习内容的各大学的学时情况、典型学时(在大学中出现最多的，众数而非平均数)和理想学时(农业综合企业雇主所期望的学时)。

　　分析表2，在农企MBA教学项目中典型学时与理想学时的首要差异存在于一些特殊领域：

　　如计算机、商法、商业，职业道德。这些差异的补足应值得重视。我国农企MBA专业对这些课程的设置要充分考虑社会需求，提高课时数量与质量。其次，课程内容及它们在何处教授(农经系还是商学院)也是表2教学项目的关键问题。我国农企MBA专业的学科建设应充分考虑到其综合性发展的需要，不能拘泥于农业单部门的需求，而是多部门、多学科、多产业通盘考虑，课程开置要与商学院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且，农企MBA学生原专业背景、阅历背景应是越杂越好，MBA的知识面要宽，但课堂教学毕竟有限，不同背景的学生在一起学习、讨论，可以互相交换经验和知识。从同学身上学到什么，是MBA教育的一大特色。

　　二、研究机会科研并不能象本科课程那样易于快速发展与改变。实际上，比较教育，科研中有相当多的传统束缚。这里就会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从何起步?一种是先作农企科研，然后，借助我们所知，更新我们的管理课程。另一种是将产品营销等管理知识教给大学生，让学生成为科研人员以后能够应用所学于科研。帕德伯格(Padberg，1987)认为先从后一种开始较好。因为人们一般很难改变科研的重心，科研带头人之所以被选定是因为他们擅长微观理论分析，将之运用于生产经济学或政策分析，自身的教育轨道便是科研轨道，而不是管理导向轨道，他们不甚欢迎新观点。如果我们愿意。大学课程十八个月即可现代化，但改变我们科研的根本方向却要十至十二年。我们对于农经学者在经济理论及数量分析方面所作的进步有着绝对的敬畏 由于这种进步，我们做有用工作的能力大大加强，特别是那些关于评估政策决策、评价市场走向及建立管理专家系统的能力大大增强。但同时，这种单一取向的结果是侵蚀了我们的智慧和对农业制度的理解。新一代农经学者往往对各层次的农业知之不多。我们教给他们关于农业生产的历史知识也不算多。大部分的消费者食品经费开支在食品经销领域，但我们对这种运销制度只存在模糊认识。在过去我们工作在“农业亚文化”(the agricultural subculture)中，农业制度知识比较科学知识来显得不重要。现在，我们的农企MBA学术研究则是在? 般化的`(非单学科、单部门的，多学科科际结合的)环境里解释农业体系，这时农业历史及制度的知识就显得很重要。

　　斯科思(Skees，1992)认为农经学者个体的所作所为对于制度的改变及大学体系的未来会十分重要。但学术圈中亦有许多社会陷井。农经学者通常是基于一种期刊文章的方式被提升或奖励。而这种方式会将社会问题分解为与社会无关的一点点内容。社会需要相关的研究。但农经学者所追求的个人升迁的短期目标与农业大学制度的长远境况相矛盾 短期而就的文章通常是钻牛角尖的研究成果，与社会的实际发展需要脱节。农业院校经贸学院大多数教师本身没有管理企业的实际经验。美国学校的一些教授，则曾在工商界担任过多年的总裁、副总裁或高级经理。为改变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状况，农业院校在校外可以举办一些培训班，提供企业内部训练和顾问服务，使之成为学校与外界特别是企业沟通的桥梁，提高教师的应用技能。

　　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农企学术研究应保持开放及包容性，不能局限于狭窄范围内作一成不变的研究。近乎理想的农经学者规范会是这样的：

　　(1)让变化的力量影响他的农企科研日程i(2)多样化他的科研组合;(3)延展科研工作，善于公开讨沧、成果应用i(4)尊敬学校中的折中氛围，尊重合作精神;(5)利用周期性休假，到商界、政界、国外去;(6)保存科际结合的问题导向性(mu1.

　　tidiscip1inary problem orientation);(7)寻求农企原始资料的来源，对科际结合的、问题导向的、实用的研究认真理会;(8)不倾向于将自己局限在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之中，采取简缩的实证方法论(a reduefionist positivism)，把科学性分析建立在窄化的哲学基础之上;(9)采取规范性、实用性、广角探究的研究方法(normative.pragmatic oreclectic approaches)，对广泛发生的公司及产品层次的管理与营销行为作深刻研究;(1O)提高适应当今世界现实问题的能力，增进利用规范性研究找寻问题病因并对症下药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