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伽达默尔在反思他与德里达的对立时自问：“在会话中构造起来的意义共同性，与他人之他性的讳莫如深状态之间是如何达到沟通的，而语言性究竟是什么，是桥梁呢还是障碍———是人们借以进行与人交往、认同他人的意识流的桥梁呢，还是限制我们的自我使命，阻碍我们完全表达自己、传达自己的障碍呢？”[26]这个提问抓住了解释学和解构主义对立的要害。事情看来就是，解释学将语言看做是桥梁，看作他人之他性进入内在的入口，无论是在作为文本和会话的符号语言之中，还是在作为在场的语言经验之中。而对于解构主义而言，语言就是障碍，它不但抗拒内在性的统治的企图，而且本质上规定内在。然而，伽达默尔和德里达都只说对了一半。不管伽达默尔口头上如何强调语言作为他在性自身，解释学的理解最终都将其纳入了理解的内在性目光之中。哲学解释学很大程度上成了伽达默尔思想的紧身衣。（海德格尔抛弃早期的解释学道路，或许就是一种先见之明？）而当德里达强调文本和符号的原始性的时候，也封闭了它们与内在性自身的交流通道，忽略了不仅是不在场规定着在场，在场也同时规定着不在场。但并不是说，将两人的思想调和一下，就达到了真理。在解释学视域之中，他在性和差异始终得不到彻底的释放，在解构的视域中，世界、自然、经验等对象性也始终得不到公正的对待。问题在于找到新的范式。就此而言，伽达默尔的后期思想关于修辞学的思考就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伽达默尔对修辞学的思考并不彻底。对新范式的探讨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是在这里单纯地断言，古老的修辞学和哲学之争，在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走向终结的时代，必然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修辞学的伟大复兴，昭示着一种彻底瓦解哲学的学科新范式，并最终恢复它的人文科学女王的地位，因为在修辞学那里，我们看到了语言如何既作为桥梁，又作为障碍。如同海德格尔所曾经预言的，我们拥有修辞学，要好过拥有语言哲学。被哲学压抑了上千年的修辞学，其壮丽的日出，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