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之一：学生义务为本位的教育管理制度。由于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的管理总是重义务，轻权利。在高校管理也表现为以学生义务为本位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以道德标准来评价学生的行为，用学生应当或不应当等限制或禁止的义务性规范来设计学生管理制度，并以道德规范为基础构筑学生管理规则—即德治。当然，在高校的特殊环境中，这种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符合我国学校传统的道德文化，也保证了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但这种教育管理理念对法治原则与精神重视和遵从不够，主观随意性大，特别是在从严管理的思想指导下，在制定或执行一些规章制度时，片面强调学校的权力而忽视学生的权利，从而与依法治校和“教育法治化”的理念在有关学生权益的保护方面发生冲突，导致学校不能及时区分道德和法的界限，以至于现行高校管理规范在依法治校的过程中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表现之二：某些制度不符合法治精神。近年来的一些典型案例中可窥见一斑，田永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以学校侵权为由将北京科技大学推上法庭，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接受法院司法审查的事实，终结了学校与学生之间由来已久的特殊内部权力关系；武雅诉暨南大学拒绝颁发学位案件，进一步证实高校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能背离法律保留原则，否则学校依此作出的具体管理行为不受法律的保护；重庆某高校因学生恋爱怀孕而勒令退学的处理决定，引发在校大学生公民权的争论，呈现出学校教育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及公民权的冲突。天津师范大学一女生的婚礼冲破了高校传统的管理制度底线，引发全社会对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审视。这些都是现有学生管理制度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发生冲突而引发的诉讼，凸显出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非法治成分。

　　再自审一下高校内部的规定，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与法治精神不符的内容，如各项评优制度中限定名额的做法，既违背了“凡符合条件者皆优秀”的法治要求，剥夺了部分符合条件学生的评优权利，又与高校自身制定的评优制度背道则驰；又如对学生的处罚（分）制度公开不够，规定欠详细，人为因素太重；再如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把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财产权（乱收费）、隐私权，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等等。

　　在程序方面，尤其是涉及处罚（分）学生的程序上，也显得不规范。程序保证公正，公正依赖程序牙现有的学生管理制度最为缺乏的是没有明示李空。申辩的权利、途径和期限，对学生的异议权没脊蛤：予足够的`保障，造成学生第一不敢申辩，害怕存在学校以自己认错态度不好而加重处罚的风险，第二学生不知道怎样申辩，学校没有设立由学生代表、专家组成的专门接受和负责处理学生申辩的组织，没有健全的申辩处理答复机制。

　　三、以法治要求改革完善现有高校学生管理制度

　　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性文化包含着“公平”（Fair）“分享”（S}）和“关怀”（c}）等“公正原则”，这应成为学校文化的背景和支撑。“公平”强调的是公平的竞争和公平的参与；“分享”是指全体成员分享公共资源，每一个人都享有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关怀”则主要是指照顾弱势群体，“正义的法律制度就应该给予那些困难的人以特殊的关注”。学校制度文化的存续和再造是整个国家法律文化发展变化的一部分。

　　1。以学生权利为本位设计学生管理制度，尊重学生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学生权利本位是指在肯定学生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的前提下，以学生的权利为起点、轴心和重心的学生管理。大学生处于“边际公民”和“准成年人”的状态，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特定时期，他既是一个“社会人”，又是一个“学校人”，换言之，大学生有双重身份，其一，他们是国家公民，其二，他们是正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公民。因此，他们既享有作为公民享有的一般的法定权利，又享有作为受教育应享有的特殊法定权利。作为受教育者，大学有受教育的权利，如学习权、听课权、结社权、勤工助学权、毕业权、获取学位权等；作为公民，大学生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如人格权、人身权、结婚权、选举权、财产权、司法救济权等。这就要求学校在进行学生管理制度设计时，遵循合法、公正的原则，正确对待和处理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公民权，保障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自主的合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