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雕遍布新疆，从它们的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木雕被制成相当大而美的形象，但是用极好木料制成的雕像则罕见。⑤在新疆，可能只有榆树和作为养蚕用的桑树是制作木雕的优质原料，而柳树和杨树的木料通常被用作建筑木材，木雕艺术则很少利用这两种木料。小型木雕通常是用果木制作的。西域气候干燥，使得这些木制材料能够很好保存。不少木雕佛像上都有彩绘或贴金。

　　自从佛教传入后，西域的雕塑艺术迅速发展。雕塑作品开始增多，有泥塑、陶塑、石雕、铜铸等。这一方面与当地的制作习惯有关，另一方面，泥土和木材也是当地最容易获得的材料。至公元6～9世纪，西域泥塑艺术已经十分繁荣。在当时佛教十分兴盛的地区，人们普遍使用泥土为原料制作佛像。小型的佛像多数是模压捏塑制作，出土的多数模范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发现的模子都为半身凹形，石灰质，坚硬耐磨。如做全身像，就用前后两个半身的模子对合起来。模具有全身佛像、身体部分、花纹配饰等，有的模具背后还铭刻有婆罗米文字。模范制作的快捷准确不仅应用在佛像上，在其他明器制作中也广泛流行。

　　西域雕塑中的石雕以新疆石人居多，产生于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集中分布于阿尔泰地区。西域石质佛像雕刻较少，偶有残存。盛行于犍陀罗的佛像雕刻多使用当地的灰黑色片岩，但在西域这类石材几乎没有，勒柯克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一头由页岩雕成的狮子。这些东西是否由犍陀罗直接输入很难确定。但是很少见。⑥

　　铜质雕塑方面，西域青铜佛像较为稀少，有公元7～8世纪的铜坐佛像，用红铜铸制。螺发高髻，弯眉细眼，鼻梁直挺，面如满月。结跏趺坐于覆莲须弥座上，双手拇指食指相对手印，神情端庄安详。清嘉庆年间和宁《三州辑略》载：“千佛洞在吉木萨尔城西南山内，距城十余里……又有铜佛，大小不计其数，自尺余至三五寸不等。”⑦并称原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曾取洞中九尊小铜佛在家中供奉。说明当时青铜佛像较普遍，只是保存完整的很少。日本大谷探险队在约特干遗址收集的两件圆雕金铜佛头，瑞典斯文・赫定收集的一件浮雕小铜佛像、还有库车金铜观音像与昌吉博物馆藏的一尊鎏金菩萨铜像。⑧除此之外，还有一座铜摩尼神像，用黄铜铸制。人物头戴宝冠，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西域铜器用品较多，如高力座承兽铜盘、三足铜鼎、双耳高足铜鍑以及常用器物等。玉质雕塑可见斯文・赫定收藏的一件玉雕四臂孔雀明王像。和田博物馆藏一玉质人形小像，雕刻精美，刻画细致。

　　一般来说，西域早期的雕塑作品，具有典型中亚游牧文化的特点，造型简单古朴。中期盛行的佛教造像则受到西方古典样式、印度样式、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库木吐拉出土的小型佛像多为犍陀罗和印度样式，衣纹厚重;龟兹地区塑像多以西域风格和印度式样为多;肖尔楚克千佛洞的武士盔甲样式与典型的伊朗样式有关;尼雅木雕具有萨珊样式风格装饰。后期伴随着大唐的强盛，中原汉地样式在西域繁荣发展。喀拉和卓塑造的头像、雅尔湖的佛头像、木头沟出土的天部半身像等，从五官神情和发饰都可以看到唐朝中原的风格。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人物塑像与中原盛行的墓葬俑几乎没有区别。

　　佛教造像的多样式、多风格的发展与当时艺术创作流行的审美方式有关。佛教经典的翻译与撰写普遍流行，佛教艺术的绘画或塑像模本也随之流入。西域当地的信徒根据自身喜好变化或者制作方法创作出具有特色的艺术样式。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本土的消化都促进了西域雕塑艺术的发展。再加上西域外来的手工业者的参与制作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另一方面，古代西域的交通、风俗也使得各地的雕塑风格不一致。也恰恰展示了我国佛教艺术早期造像的面貌，对于了解新疆乃至整个中国的造型艺术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注 释]

　　①〔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9页。

　　②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③卷1《屈支国》参见芮传明著《大唐西域记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