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西域佛教雕塑

[摘要]

早在史前文化时期，西域就已经雕凿出造型朴素的石人像。公元前2000年，楼兰人已经开始从事木雕手工艺。在广泛的游牧地区还出现了鹿石等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这些艺术造型虽简练概括，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是丝绸之路文化圈艺术的先声。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与佛教的发展，西域的佛教雕塑作品如璀璨的明珠在这条路上闪耀着光芒。

[关键词]丝绸之路;雕塑艺术;佛教文化

　　西域一名，古来泛指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的地方。①《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域：“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②这一地区由昆仑、葱岭、天山包围南、西、北三面。从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来看，西域正处在“亚洲腹地”，物资与文化在此汇聚，是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数千年的发展使得这里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各国贸易货物相互往来，佛教、景教等宗教的东传，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佛教何时传入西域，学界的观点不一，西域佛教文化遗址所显示的最早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3世纪。因此，一般认为佛教传入西域是在公元2～3世纪。佛教传入西域后，经典的传译以及寺院的兴建都促进了当地艺术的发展。僧徒在西域各地兴建寺院，开凿石窟，修造佛像。外来的佛教造像技术催化了西域本土的艺术创作，佛教创作在整个艺术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大量佛寺、佛像、佛塔以及佛教装饰图案融入到雕塑艺术中。在西域各地区的石窟寺、千佛洞和佛寺遗址中都可以看到，壁画、塑像以及装饰都与佛教艺术的关系十分密切。

　　当时，龟兹、疏勒等地流行小乘佛教，尼雅、于阗地区多信仰大乘佛教。《晋书・四夷传》中有关于龟兹古国的记载：“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大唐西域记》卷1记载，龟兹在初唐时：“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③可见当时龟兹确实是以小乘修法为主，这也与当时的石窟中壁画多表现的佛本生故事是相符合的。公元400年，法显在行经疏勒时，曾记述过当地五年一次佛教大会的盛况：“有千余僧，尽小乘学。”当玄奘行经疏勒时，伽蓝已达数百所，僧徒万余人。龟兹早期出土焉耆语的婆罗米文佛经，基本都属于小乘佛教，注重自我的修行与解脱。于阗主修大乘佛教，因此，佛教雕塑相对较多，主张度化众人，共求解脱，同升彼岸。佛教信仰在西域相当普及，并产生专门的僧界社会，专业人员有长老、法师、僧人、沙弥等。以高昌地区为例，据阿斯塔纳225号武周墓出土的《唐合计僧尼导师女官数帐》反映，仅高昌一县，就有僧侣多达141人，尼姑32人。一县如此，足窥全州。至于佛寺的数量，宋使王延德使高昌时的统计，“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 ④ 足见当时盛况，这种佛教兴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8世纪以后。

　　整体而言，西域雕塑分为宗教题材和世俗题材，石窟寺和佛寺遗址出土的器物以宗教题材为主。古西域佛教文化圈覆盖的中心流域就是现今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佛寺遗迹也分布在南北两道。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部一带，是丝绸之路北道。自西向东主要有疏勒、龟兹、焉耆和高昌地区。西部以龟兹为中心，东部以焉耆为中心，石窟分布稠密。古称“西域南道”的走廊地带，主要分布着于阗、鄯善两个大国和其他一些小国，其中的佛寺遗址有楼兰古城、拉瓦克佛寺遗址、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和约特干遗址。

　　西域雕塑有浮雕、圆雕、透雕等类型。西域的雕塑主要来自石窟寺、佛寺出土的雕塑和散落的单品。时间分布一般自西向东逐渐变晚，南道米兰佛寺、热瓦克遗址、和田等地出土的的塑像，主要集中在公元3～6世纪。北道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土拉石窟则稍晚，年代多在公元6～8世纪。随后东部克拉沙尔、肖 楚克佛寺以公元7～8世纪的作品居多。吐鲁番地区的克拉和卓、雅儿湖、木头沟和阿斯塔纳地区等地则多见公元9～10世纪的作品。

　　西域早期雕塑以木雕为主，石雕和泥塑艺术品比较少见。史前文明中出土的雕刻简单的艺术造型，如小河墓地出土的史前人形木雕、大量的丧葬器物，人们利用简单的雕刻或施以彩绘，用来祭祀、礼仪等。木雕是新疆古代雕塑艺术中的重要门类，多数寺院由木材搭建，新疆南部的楼兰、尼雅遗址还发现了许多精美的木雕家具配件。佛教传入后，西域木雕佛像有许多发现。楼兰古城LB第五寺遗址出土的公元3～4世纪木雕佛像，托库孜萨拉依与图木休克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阿拉杜尔―阿库尔佛寺遗址都出土过小木雕像。题材以佛、菩萨、天部为主，尺寸较小。库木吐拉石窟、七格星佛寺遗址、托库孜萨拉依佛寺遗址也有木雕佛像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