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陶渊明哲理诗的评析也是此书的特色之一。以前的文学史叙事较少提及陶诗与东晋玄言诗的关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更多的只具有诗体上的价值，诗歌艺术成就向来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阻碍诗歌良性健康成长的障碍。章、骆本文学史却能客观地正视这个问题，指出:“作为一位身处东晋南朝之交的诗人，他的诗还带有较多的玄言诗的印痕，诗中好言哲理，但他高出一般玄言诗人之处，在能把哲理相当圆满地结合在对自然事物或者乡村景色的动人描绘之中，并因此创造出了一种富于诗意的玄言诗和前人未曾涉及的田园诗”。［24］不仅肯定了陶诗中有与玄言诗相似的地方，而且大胆提出玄言诗可能成为田园诗形成的母体和始因。且说《饮酒》(其五)与纯粹说理的玄言诗不同，它“用真正的诗的语言去表现内心对玄意欲言不能的感受”，“侧面展示玄意即在人心中的题旨。即醉酒的境界”。［25］如此的叙事模式，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叙述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是抱着客观真实人性去领略作家作品的，这对塑造真实的读者群亦是很有影响的。最后，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精神的衔接方面。［26］章、骆本文学史在这个方面既有继承亦有开拓，如分析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之第二首时，通过分析此诗感情愈往后“愈急迫、强烈的”特点，认为这是“陶渊明后期思想矛盾的一种艺术外化”［27］。据此特点，从文学形式(反映于此诗中是情感的起伏走向)发展看，陶诗与阮籍、左思存在继承关系。能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省略的一些思维演进痕迹补齐，从而让人们更加明白陶诗与阮、左诗风相近是怎样一回事情。

　　总之，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视野开阔，注重从整体性上进行叙事，而且处于文学史叙事的融合期，借鉴、融合、吸收的养分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此种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髓十分合拍，如人品文品论、天人合一、质疑批判精神等等。与此同时，由于时代各异，叙述者多元的思想决定了在叙述过程中时有突破，这对于从多方面理解中国文学史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大胆的尝试也产生了许多“隔”的现象，此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确实还处于融合期，远未上升到创新的时期。综上所述，上世纪初处于暗合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虽然在叙述语言上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但是精神实质仍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批评精神不期然而然地会通暗合，此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处于似离实合的暗合期。上世纪中期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处于似合实离的迎合期，时代叙述策略在语言、思维等方面很深地侵入了文学史领域，此时期的文学史叙事模式是典型的迎合时期，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似合实离。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是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融合期，此时期对陶渊明的叙事显然比前两个时期开放深入，时代色彩特别浓厚。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至今仍不成型，还处于趋向更加成熟的创新期，创新期远未到来，这与中国传统哲学、文论等思想资源的进一步深入发掘阐释的步调是一致的。文学史的叙事模式在今后将经历一个由借鉴反思到重新成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会愈来愈倚重，最终写出一部能最大程度令读者满意的文学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