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日神话观比较

　　周作人对神话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留学日本时期进行的，他研究过日本的神话以及一些民俗，并翻译出《古事记》的上卷。这是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兼文学书之一，上卷主要讲的是日本的民族神话。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他提出了中日对待神话的不同态度。

　　对这些不同的看法，周作人都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国人对待神话的态度常常混淆古代与现代，把古代的神话硬套进现代的理论里，如看到神话中长矛状的东西就会认为是男根的象征，进而独断地认为日本的宗教是生殖崇拜，这当然不可取。周作人也介绍了日本人对待神话的态度: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神国”，把《古事记》的传说当作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周作人指出，这种一味把神话当作历史的做法是有点可笑的。

　　同时，周作人对日本的神话进行了追根溯源，认为日本的神话是受中国和印度影响。他肯定《古事记》的学术价值，也对它在文艺上的价值大加赞赏，认为其有独特的精彩。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作品的艺术上的追求是他的个人趣味，也是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二)周作人与童话

　　儿童这一群体在五四时期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而周作人的着手点是童话。周作人阅读了不少关于研究儿童的书，高岛平三郎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和《儿童研究》是周作人对童话研究的入门书。以后，他又读了塞来的《儿童时期之研究》，并且通过阅读认识到，儿童虽然在心理和生理上和成人有差异，但儿童也是完全的个人，需要尊重。

　　周作人认为，儿童应有自己的文学。他在1922年1月刊的《诗》上翻译了日本学者李泽建的《儿童的世界》。他十分赞赏书中的观点，并在译文后附言:“大抵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4]因此，他说儿童文学要从儿童的视角进行创作，以“儿童为本位”。

　　(三)周作人与《歌谣周刊》

　　周作人对歌谣的采集与研究，在民国时期是超前的。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在报纸上刊登启示采集歌谣。1920年，歌谣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大规模的歌谣搜集和研究就此展开，周作人也应邀加入。1922年，《歌谣周刊》成立，周作人一度主持《歌谣》周刊的工作。在歌谣研究方面，周作人率先对谜语、方言歌谣进行研究，引起其他人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也是他先看到猥亵歌谣的研究价值，将猥亵歌谣纳入歌谣收集之列。

　　他把歌谣的价值分为两类，一类是文艺的，另一类是历史的，也就是学术的。从文艺上说，他认为民歌对新诗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点和刘半农不谋而合。周作人在发表于《晨报副镌》上的《歌谣》(1922年4月13日)一文中提到:“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

　　周作人十分看重歌谣的学术价值，但对歌谣艺术价值的缺乏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呼吁，在重视民间歌谣的价值的同时要看到歌谣的不足，如语言的粗劣、内容的粗俗。一味抬高歌谣的价值对新文学的发展不利，可能使新文学落入粗俗的窠臼。

　　三、对周作人民间文学观的评价

　　周作人对我国民间文学的贡献巨大。他大量翻译介绍了国外民间文学的相关书籍和理论，如《古事记》，还翻译了亚坡罗陀洛斯的神话学，弗来若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哈利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等，这些书籍的翻译，填补了国内民间文学理论的空白，有力推动了国内民间文学向前发展。

　　他在翻译的同时写了很多文章，并且对日本和中国的民俗、神话、歌谣等做了大量比较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如他对歌谣的研究。他在日本研究了不少民俗，《心中》这篇文章中就论述了日本很常见的“殉情”现象，《江都二色》中则讲述了中国古代的各种玩具。他的这些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切实的现实意义。

　　四、结语

　　周作人一生对民间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民间文学的建立和发展都不乏周作人的印记。他针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他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对儿童的尊重与关怀，对歌谣文艺价值的坚守，这些在民间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的现在，仍需要研究者回顾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