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标准和前提，体现了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衡量，它既不意味着对知识产权垄断性质的绝对否定，也不意味着对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彻底取消，而是对知识产权垄断性质的负外部性的必要监管[12]。由于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和特有的调整手段，其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不同于私法奉行的“以权利约束权利”的机制和“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而是通过“以权力限制权利”的强制性干预，来维护自由竞争秩序这个公共性目标并矫正知识产权归属与利用过程中的利益失衡。因此，对于克服知识产权的私法约束困境，反垄断法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是现代社会重新调和知识私有性与社会性矛盾的制度选择。质言之，反垄断法以维护自由竞争、保护弱小经营者和大众消费者利益为宗旨，超越了对私权利益的狭隘关注，以公权力介入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并直接考量知识产权利用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是否失去对价和平衡。同时，反垄断法主要采取行政制裁方式，并辅之对竞争关系中的受害人以惩罚性赔偿的方式。这种“以权力限制权利”的机制不仅维护了“权利不得滥用”的私法原则，而且更好地平衡了知识私有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为知识实现其效益、创新和发展的多元化价值提供了法律保障。
    四、我国竞争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与限制的缺陷
    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各国立法实践，反不正当竞争法都体现了对知识产权的“兜底保护”功能。目前，我国竞争立法对于知识产权“兜底保护”的条款主要体现在 1993年全国人大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从保护竞争秩序的角度，将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擅自使用他人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侵犯他人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与侵犯知识产权相关的行为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和扩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范围；但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局限，上述立法并未与现行《商标法》、《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内容进行科学的衔接与界分，存在一些简单的重复和重大遗漏。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1款将“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规定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该规定与《商标法》第52条第1款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是，这一规定不仅仍然遗漏了对不属于“法定商标专用权”的未注册商标使用权人知识利益的保护，而且将那些虽然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但尚未引起市场混淆、尚未破坏竞争秩序的“民事侵权行为”也“一网打尽”。这种简单、重复的立法条款除了为假冒注册商标行为提供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外，并没有凸现《反不正当竞争法》特有的保护竞争秩序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没有科学地区分《商标法》对商标专有权的私法保护功能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护市场秩序的公共职能。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显得相当滞后，亟待重新归纳和总结新形势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和样态，对于其中涉及侵犯他人知识利益并产生市场混淆，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尤其值得梳理和廓清。未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必须以保护竞争秩序为首要目标，既要强化其对知识产权“兜底保护”的功能，又要避免其扩张“干预”知识产权法自身调节的范围。
    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措施相比，我国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性规定则严重缺失。这不仅源于反垄断法迟迟没有出台，使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基本关系尚未确立，而且与我国当下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观念密切相关。人们通常认为，我国目前对于知识产权应当坚持“保护优于规制”，因为知识产权自主创新的意识还很脆弱，过于严苛的使用限制将不利于激励人们去创造新知识并以公开的“对价”换取垄断利益的平衡。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视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无法回避国际经济交往中基于知识产权滥用而形成的各种贸易与合作壁垒，“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传统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淡化，技术壁垒的力量则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知识产权当作一个法律手段运用，而且当作一种市场策略在使用。”⑥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遭受的知识产权诉讼，恰恰是国外企业集团在滥用它们的知识产权(即通过不当警告和不当诉讼指控他人侵犯其知识产权)；而且，对于微软、思科等大型国外企业在中国市场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我们也没有明确的立法予以应对。目前，虽然我们已有个别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条款，如《对外贸易法》第30条、《合同法》第329条、第343条，但这些条款既不完整，适用范围也受到极大的限制，最终消解了它们在适用中的规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