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显示，父母亲平均每年在家少于3个月的情况分别为78%与74%，与此对应的是，由于长期在外，大部分父母亲对于孩子们的日常教育主要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说教式、理解式的教育；然而，仍有38%的孩子连每月与父母交流一次都达不到。虽然如此，却有26%的留守儿童对于父母不在家表示出了愿意或无所谓的态度，根据课堂及家访的情况反馈，这部分孩子的学习成绩与行为规范往往有待加强；当然，大部分留守儿童们则体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独立性，有83%的孩子会经常或偶尔在父母亲外出打工期间感觉到孤独，但也有60%的学生对父母外出打工表示理解。在“对于父母不在家的感受如何?会痛恨父母吗?”的问题中，留守孩子们也体现了他们较于其他学生群体的懂事。多数学生表示父母不在家会感受到孤独和无助，也会很想念父母，但都表示不会痛恨父母，因为他们都理解父母，知道父母外出务工是为了家庭生计、为了供他们读书生活；只有极少数学生表示出对父母的痛恨，父亲或母亲在你年幼时就离开了他，没有让他感受到父爱或母爱。此外，数据表明大部分留守儿童们的心理并不闭塞，当他们心情不好或有心里话时，有近50%的学生选择与自己的朋友进行分享；然而，有些学生仍会选择自行解决与消化自己的情绪与心情，这一比例也达到了35%之多；愿意与自己亲属或老师分享心里话的学生分别只有10%与6%。

　　这一板块的数据提醒我们，留守儿童们的心理状况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些异于同龄人的懂事究竟是不是好事?那些少数极端痛恨父母、遇到问题自我解决的闭塞儿童是否为他们的成长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如何在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帮助留守儿童们排除学习、生活、情感中的困难?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索并且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留守儿童日常学习方面，其学习成绩呈现出“橄榄形态”，在班中达到一般及良好水平的学生达68%；生活中，当自己做错事面临长辈及老师的批评时，近9成的孩子都能虚心接受，同时逾9成的孩子们在支配父母给予的生活费会选择勤俭节约，而在父母外出打工期间绝大部分孩子的人身安全也没有受到影响。这几组在学习与生活上较为乐观的数据都进一步表明了留守儿童们的成熟度与独立性。然而，那一小部分学习不佳、面对错误无所谓、人身安全受到过影响的留守儿童仍然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在社会高速发展、公益事业提速的时代下，我们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大众性问题，更应该关注小众化需求。况且，仍有61%的留守儿童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在于不在身边是有区别的；更有63%的孩子坚定地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其学习有影响。根据以上客观选择题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孩子们对于父母在自己学习生活中重要性的认知总体呈现出3:2的态势，这说明留守儿童们面对父母外出打工这一情况时心情是矛盾的，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了解与疏导的。

　　这在开放性问题的统计中，孩子们给出的回答也验证了我们的推断。多数学生希望父母能增加在家陪伴自己的时间，也希望他们能多花时间关注自己的学习，但同时又矛盾地希望自己的父母不要过多操心，只要在外打工平安、多打电话和家人沟通交流就好。而对于学习生活中的要求，孩子们大多只表示希望在自己考得不好的时候，父母不要打骂他，如果考得好的话，可以有所奖励，比如带他去百色、陪他玩游戏、为他检查一次作业、在六一的时候给他们买一套新衣服和鞋子等简单的事情。这些平凡的希望体现了孩子们的童真，也真实反应了父母外出打工对于留守儿童们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负面影响。

　　本次调研从教师家访、学校关爱措施建立等方面就学校教育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进行了解，从数据显现，学校对于留守儿童群体的关注度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当地学校几乎没有意识到留守儿童成长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数据显示，每年一次或每学期一次被老师家访过的留守儿童不到30%，而根据支教团调研小组的进一步家访也发现，留守儿童并没有得到学校或班主任教师的特别关注，有60%的孩子表示，上学几年来，老师几乎没有来家访过。此外，所调研的四所小学也几乎没有专职的心理教师与办公机构对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学习、情感予以帮助，这样的教育盲点所带来的影响也从孩子们“最希望学校为你们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一题中得以体现：大多数学生希望学校可以延长电话开放的时间或设立信箱，可以让自己多跟父母打电话沟通或者收到父母的信；还有学生希望学校能提供专门的心里辅导教师或教室，能够有人能听他们倾诉，不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