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依托的建筑更是要适应自然，中国先民在进行营建活动之前必须“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追求天时，地利，以达到兴旺人和的目的。考察建筑本身的布局以及建筑所处的环境是否符合自然规律，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建筑密不可分的“风水”观念。距今6000多年前半坡的仰韶文化，已经有了典型的风水例证。(丁一等《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第6页)风水观念的形成是中国古人自然观念发展的直接产物，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经验积累，《周礼·地官司徒》“以相民宅”的目的是“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由此可见风水的主要功用在于探寻人们生活的环境，自然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寻找人与自然结合的最佳点，从而达到人居与自然的和协统一。中国人选择适合自己居住的环境，都是依靠风水的观念来确定的。建筑四周山环水绕，明堂开朗，水口含合，水道绵延曲折。追求环境的封闭与均衡，背阴向阳、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具有日照、通风、取水、排水、防涝、交通、灌溉、采薪、阻挡寒流、保持水土、滋润植被、养殖水产、调整小气候，便于进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等一系列优越性”(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95页)。这种山环水抱，重峦叠嶂、山青水秀、郁郁葱葱的自然环境的和谐风貌，形成良好的心理空间和景观画面，反映了中华先人的摄生智慧。

　　魏晋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以老庄道家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思潮勃兴，文人士大夫纵情山水，为了摆脱世俗伦理的束缚融身于大自然中去畅情。寄情于春山秋水之间，畅游于茂林修竹之境，文人雅士融身于大自然之中，修身养性，离尘悟道，将人身与情感都融身于自然之中，接近自然。居住建筑的营造也开始追求自然野趣，私家宅院成为“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视觉无尽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张家翼《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这为后来中国园林的演变发展起到方向性作用。

　　一般而言，园林建筑特别是文人园林是中国古人对待自然思想的集中反映，平面布局灵活多样，刻意追求以小见大，景有限而意无穷，以自然山水为蓝本，模山范水，在平地上凿池为水，堆砌假山，小径通幽，通过借景，造景叠山，理水等手法，努力使人工的建筑消融于天然环境之中，达到“虽有人作，宛如天成”的艺术境界。清代乾隆时营造圆明园时提出，“希望北面有座山可以挡风，夏季招来凉意，有泉脉下注，天际远景有个悦目的收束，一年四季都可以返照第一道和末一道光线”，从这里不难看出圆明园在营造时注重了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及交互感应。乾隆造的“静宜园”，建在北京西郊的香山山坳里，北、西、南三面环山，静宜园因山势高低层层构筑建筑物，与周围的苍松翠柏、溪流瀑布、峭壁悬崖，相融相和。避暑山庄也是“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君不见，磬锤峰，独峙山麓立其东;又不见，万壑松，偃盖重林造化同。”(康熙《芝径之堤》)。风水理论是人与自然对话的产物，它彻头彻尾地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的营建活动，包括住宅，宫室，寺观，陵墓，城市，村落，等方方面面，在中国的营建历史中我们很难找到风水不涉及营造活动的例子，也绝找不出违背自然规律不与自然相融相承的实例。

　　中国古代营建活动中师法自然的思想不仅仅局限在园林的处理上，在建筑布局，城市建筑中也同样有很多因乎自然的例证。《三辅黄图。咸阳故城》中有“筑咸阳宫……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秦始皇不仅在其宫殿周围引水筑山模法自然，在他用七十余万人的劳工，挖郦山而筑的陵墓里也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3(《史记。秦始皇本记》)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中比像天界河汉，将河流贯流城市，将大片山林，水体括入城市，如随唐长安城，将乐游园、曲江池山水景观纳入城市空间体系。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古代文人的自然观念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构成古代了唯一的上层社会，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营建活动，把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带入了建筑创造之中。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也就在建筑营建活动中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