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遣兴抒怀”和“墨戏”强调主观情感表达。

　　宋元文人画的创作题材尤其偏重于水墨山水树石及花卉。画家十分追求主观情趣的心理表现。倪瓒说：“余之竹，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吴镇说：“写竹之真，初似墨戏，然淘写性情，终胜别用心也。”③此时的绘画艺术家们已经把文人画作为一种 “写胸中之逸气”来表现主观情感的内在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游”的体验。到了元代画家特别注重通过“墨戏式”的绘画表达主观情感，这种观念和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并确立，对文人画的创造和表现方法，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四)文人绘画中的宗教精神的体现。

　　宋元时期文人画一方面受到佛教文化中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宗中“自性论”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界事物的决定作用,从而影响着文人画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它的“顿悟说”主张直觉顿悟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艺术家整体性思维模式，对绘画理论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道教思想对文人画的影响更深入文人的内心。道教思想对自然界山水的崇尚对人画家创作题材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意义，道家讲求自然而然，不事雕琢、天真率性的自然精神则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文人画的品格追求。总之,宗教文化促进了宋元文人画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影响了中国文人画艺术家的个性,达到精神与创作的自由。

　　宋元文人绘画的'形成与发展，是当时绘画审美追求的一种转变，它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以及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审美思想，加以笔墨技巧成为一种富有综合特质的文人绘画，更充分地表现出封建社会后期美学由外向内，更加重情感意趣和内心主观思想的转化进程。在长期的绘画历史演变过程中，文人画也形成并确立了自己相对的评品标准，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小结：

　　在中国绘画史上流传久远的宋代文人画，就在“离形得似”这一思想潮流催动下萌生滋长，以清新淡雅的笔法渲染萧疏寂寥的气氛，传达淡薄虚静的清远之趣。其高雅清幽的绘画风格亦是创作者品格和审美情趣的表现。从某中意义上说，宋代文人画改变了中国绘画发展的常规性道路，即解脱了职业画家及宫廷画家重视技术，力求如何把外界事物的形貌尽量模仿的真实的束缚。在中国绘画发展画风转变的节点上，以独特的画风占据了中国绘画的主导地位，而这种独特的画风正是当时文人的复杂心理在绘画上的表现，对后世的文人画精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画发生了三次论争，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是继承还是抛弃，是西化还是完全继承传统。第一次论争中，康有为、陈独秀等要求进行美术革命，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写实手法改造绘画，而陈师曾等人则维护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和价值，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鸿提出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主张在艺术院校里中国绘画的学习必须从素描开始，而潘天寿等人则主张恢复中国画系，中国画应摆脱西画的影响独立发展和教学。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来，吴冠中提出现代绘画理念，要对中国画进行彻底变革。从创作实践来看，近现代的中国绘画有这样三条道路，并各自产生了大师。一是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探索创新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的刘海粟、潘天寿、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绘画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种流派的徐悲鸿、林风眠。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究竟走向什么地方，至今仍是一个不断探讨的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文人画作为一个绘画门类、一种表现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一种审美追求，是我们民族艺术遗产中很珍贵的一部分，它的内在精神和形式语言，永远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宝。纵观整个中国绘画美学和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自豪的看到我们民族绘画达到的高度，其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是我们创造现代形态的民族文化所不可缺少的，是我们这一代必须继承的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