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海话语权建设的认同逻辑、话语逻辑及行动逻辑

摘 要: 为了更好地维护南海主权利益,中国迫切需要全面提升南海话语权。南海话语要转化为话语权首先需要话语产生议题设置力,进入国际受众的视野;其次要为受众所认同;再次要能够转化为行动力,推动实践进程。南海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进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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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了更好地维护南海主权利益,中国迫切需要全面提升南海话语权。南海话语要转化为话语权首先需要话语产生议题设置力,进入国际受众的视野;其次要为受众所认同;再次要能够转化为行动力,推动实践进程。南海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进程,需要考虑认同、话语与行动三重逻辑。南海话语权建构不仅面临话语传播手段先进性与传播技巧提升方面的“术”的问题,还面临着走出集体潜意识迷思,实现外交语言与外交行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道”的问题。这需要反思与转化彼此集体潜意识中的冲突性情结,加强换位思考,化解愤怒与悲情意识,累积互信,寻求共同的利益汇合点。

  关键词: 南海话语权; 话语建构; 认同; 传播; 行动;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safeguard the sovereignty interest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need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it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rgently.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South China Sea discourse into discourse power, firstly, discourse should generate topic setting power and enter the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audience; secondly,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thirdly, it should be able to transform into action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he promotion of discourse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process from inside to outside and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which needs to consider the triple logic of identity, discourse and ac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we need to seek common interest convergence point.

  Keyword: South China Sea discourse power;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dentity; communication; action;

  在当前的“海洋世纪”中,各国加大了海洋领域的竞争与博弈。南海被称为是东亚各国的“海上生命线”,也是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南海问题涉及中国与东盟“六国七方”的重大国家利益之争。菲律宾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扮演“前锋”角色,而越南2019年以来在万安滩与中国处于对峙状态。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其上台后至2019年年底,美国共执行19次南海“自由航行”,且有常态化发展趋势。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南海是决定美国亚太领导地位的关键。1

  在慎用武力的前提下,南海问题各方努力争取自己的话语合法性,从而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提交“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场话语权之争。菲律宾、越南习惯于打“悲情牌”,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守国际法论”以及“大国原罪论”等话语,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南海话语压力。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利益,反对美日等国干涉,迫切需要加强对菲越南海话语的解构,加强南海话语沟通与谈判能力,全面提升南海话语权,塑造和平发展的外交形象。

  南海话语权建构的逻辑性特征

  法国思想家福柯首先把“话语权”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他提出的“话语即权力”的着名论断并非简单地把话语等同于话语权,而是指话语与权力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关系,即话语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中产生,并具有产生权力的可能性。南海话语权的建构具有获得国际政治权力、实现国家利益与赢得国际社会认同的内在逻辑性特征。

我国南海话语权建设的认同逻辑、话语逻辑及行动逻辑

  第一,南海话语具有实践性、复杂性与可变性的逻辑特征。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与话语的本质密不可分。语言学家最早关注话语的逻辑与工具性特征。话语具有创造性力量,可以建构思想和人的身份,甚至建构社会事实。奥斯汀提出“言语即行事”的观点,把交际行为分为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取效三类。克拉托赫维尔则认为,规则与规范通过言语行为,使用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这有助于解决冲突。2话语可以产生一种令他人按照自己意图,甚至去干他本不愿意去干的事情的权力。在话语传播过程中,话语有时是复杂的、碎片化的。中国南海话语权的建构不但涉及最高领导层、中央各部委(外交部、中宣部、中联部)、军队、地方政府等话语主体间的沟通协调,还包含政府、学界、媒体、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多层次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有利于促进南海话语权的民主化生成,但也存在不同话语主体间的话语差异与冲突等现象,这需要加强对多元、多层次话语主体间的协调。从时间维度上看,话语是流动与变化的,南海话语的演变是一个历史进程,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也因为受到国际格局、国家利益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纵观近八十年来,菲律宾对南海权益的声索话语从模糊走向清晰、从试探走向行动、从国防安全走向国家主权、从国内立法走向国际仲裁。这需要中国与时俱进,在动态变化中积极调整、创新南海话语的表达。

  第二,南海话语权建构需要平衡软硬权力的逻辑关系。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话语权的“权”既包含“权力”,也包含“权利”。福柯所指的话语权的“权”原意是“权力”(power)。权力被认为是使对方按照自己意图行事的能力,而争取说话的“权利”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影响他人的权力。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是国家追求的目标,权力优势地位的获得是各方南海话语权建构的核心焦点。南海是海上天然气和原油运输的重要枢纽,不但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还蕴含丰富的油气、矿产、渔业资源。地缘政治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驱动着各国南海话语权的建构。约瑟夫·奈区分了强制性权力与吸引性权力的概念,强制性权力通常由胁迫和交易产生,而吸引性权力则更多来自他者对自己价值理念的认同。3南海话语权的建构基于硬权力基础上,以软权力为主要表现形式。这一方面表现在海军力量发展、岛礁占有与岛礁建设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关于“南海仲裁案”“自由航行权”的话语影响力的争夺上。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以及所谓“中国强硬论”“大国威胁论”等话语压力,中国需要在提升硬权力的基础上,有效建构南海历史性主权话语与法理话语,把软硬权力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南海话语权的建构需要符合话语被听闻、被认同与被实践的基本逻辑。话语要转化为话语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掌握其内在的转化逻辑、规律与机制,才能更好地赢得话语权。南海话语转化为话语权需要满足被听闻、被回应、被认同、被参与等条件,具体而言,话语需要具备核心理念、具有理论支撑、具有逻辑性、翻译得当、产生设置议题力、能够被认同、能够被运用实践等。南海话语产生了多大的话语权力,取决于三个条件:首先,话语要为人们所使用,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其次,话语的含义需要被认同;4最后,话语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运用,并影响社会实践的进程。话语权的实现有赖于受众的认同,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其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接受效果,表现为完全接受、协商性理解和完全反对这三种立场。5南海话语权体现为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事件的定义、国际议题的设置及其优先顺序、国际舆论的导向等。通常,真正体现了国际法基本理念、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外交话语能有效地转化为话语权。6其中,一个国家的外交话语能否成为指导国际组织实践的原则和决议是检验其能否转化为话语权的标志。7总体上,南海话语权建构,取决于南海议题设置能力、理念引领能力、话语说服能力、方案实施能力、制度创设能力以及组织动员能力。

  话语性权力的获得要以物质性权力为基础,而话语性权力又能够为获得物质性权力创造条件。话语性权力获得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组织逻辑的有机统一。8南海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进程,需要考虑三大逻辑的问题:认同逻辑、话语逻辑以及行动逻辑。最里层的是一个集体心智模式的问题,涉及话语权认同感的产生;中间层是话语传播模式问题,涉及话语是否被听闻,是否能够成功设置议题的问题;而最外层是外交行为模式问题,涉及话语权的实践影响力问题。

  认同逻辑:化解南海话语中的冲突情结

  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是南海话语权建构的直接目标。建构主义理论重视国际关系中的理念因素,认为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进而决定国家的外交行为。9话语权建构的关键在于赢得客体的心理认同,而是否能够获得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客体间集体潜意识的互动。表层行为与话语的对抗通常反映更深层的集体潜意识间的冲突。在南海问题上,有学者提出警惕“情绪外交”,指的是过度或不当的“愤怒情绪外交”,适度与柔和的共情式的“情绪外交”对于提升南海话语权是有帮助的。只有充分识别与化解这些冲突情结,话语的传播才能更好地获得心理认同。当前中国与菲越均存在较强的冲突情结,中国的情结表现为历史悲情,而菲越表现为“小国”悲情。从认同逻辑层面,要化解南海话语中的冲突情结,需要深入理解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人的历史悲情记忆深刻,容易转化为愤怒情绪的表达。在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有很强的“大一统”意识,领土主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中国对南海主权主要诉诸历史性权利。19世纪下半叶以来,南海岛礁受到过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侵略,中国进行了反抗,这样的悲情深入到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二战后,民国政府收回南海岛礁,维护南海岛礁的主权被视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象征。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导致中国人“百年耻辱”的历史伤痕。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强大”到“弱大”的过程,从“天朝上国”跌落,“弱”与“大”的鲜明反差,在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南海仲裁案”中,网络爱国主义情绪上升,但是也存在泛政治化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出现一些偏执的观点,网络谩骂,观点撕裂,甚至鼓吹暴力等。“仲裁案”虽然发生在中菲之间,但是中国民众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制衡中国崛起的重要举措。这部分激发了中国民众对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心理。

  第二,菲越等国的“小国”悲情意识,容易把自己、中国、美国建构成“受害者”“加害者”与“拯救者”的三角关系。东南亚国家经常把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比喻成为小动物与大象的关系。崛起的中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庞然大物,经常引发他们对于“大国威胁论”“大国原罪论”的集体想象。菲律宾、越南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把中国描绘成“侵犯者”“霸凌者”,通过这种二元对立形象的建构,渲染“小国”悲情意识。菲律宾还指责中国“骚扰”菲律宾渔民,“破坏”南海海洋生物。菲律宾把自身描绘成受欺负的“悲情英雄”,认为菲律宾“与中国谈判的可能性已经穷尽”,无奈才把中国告上法庭,但中国却不应诉。10在菲律宾建构的“受害者”框架中,有一个“施害者”“受害者”以及“拯救者”的三角关系。在大小国家身份与实力悬殊的条件之下,“小国”悲情极为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也正好契合了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所谓自由航行权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第三,中国可以适度调用历史悲情记忆,更多共情菲越的“小国”悲情,控制愤怒情绪的表达,跳出国外与中国在南海话语互动中存在的攻击-辩解以及悲情-愤怒的恶性循环模式。面对菲越等国的话语攻势,中国处于一种被动应对的防御状态,容易陷入辩解模式。在攻击-辩解行为背后,又存在一种悲情-愤怒的情绪互动模式。菲律宾的悲情容易转化为指责,而这激发中国人的愤怒,从而表现为辩解。菲律宾与越南越表现悲情,就越容易刺激中国的愤怒,而中国的愤怒又反衬菲越的悲情。面对菲越的悲情与攻击,中国需要跳出愤怒与辩解的行为模式,深入理解其背后的集体潜意识情结。适度地表示愤怒,这对于展现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必要的,但要谨慎过度表达,避免不断强化悲情-愤怒的恶性循环。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的悲情也需要适当表达,这样可以运用共情的力量,解构菲律宾、越南等国集体潜意识中的“受害者”情结,消弭他们关于“大国原罪论”“中国威胁论”的集体想象。

  话语逻辑:打造南海话语跨界传播平台

  话语能够传递到客体,被客体所听闻,起到对客体的议题设置的作用,是话语能够转化为权力的前提条件。因此,话语传播是话语权建构的重要环节。话语传播渠道的开拓决定了话语的“音量”,而话语传播的内容与技巧则涉及话语的“质量”。从话语逻辑层面看,中国需要加强南海战略传播协调机制,统筹不同部门的南海话语对外传播,协调政府、媒体与公众舆论的声音。建设具有海洋战略思维的跨界传播平台,打造高质量的媒体集群,需要注意以下五大方面的问题:

  第一,结合社交媒体与大数据技术,主动设置与引领南海议题。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这需要加强研判南海议题在抖音、快手等国内外短视频平台中的传播模式,对中外网民在国外社交媒体中的南海话语互动的动态保持敏感性,及时防范舆情风险,预警可能出现的舆论极化现象。南海话语对外传播需要更有效地运用文字、语音、图像、视频等跨媒体技术,拍摄南海纪录片、动画、漫画,打造短视频英文传播平台,依靠多种形式的软传播,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面对不同国家对象,要实行差异化传播。通过应用新技术,主动设置与引领南海议题,把南海议题从菲律宾“仲裁案”、中越“万安滩”等冲突性事件转移到南海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合作性议题上来。

  面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变革,未来的南海争端会更多体现为数据权之争,需要我们未雨绸缪,在决策与管理过程中加强数据化思维,建设一个在内容上包含地理、经济、舆情、政治、历史、国际法、军事、主权争端事件等方面数据的大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大数据技术在决策与管理中的咨询、模拟和预测的功能。

  第二,发展中国对外媒体,加强与海外媒体的话语沟通和合作。目前国内缺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对外传播平台,中国需要打造对外传播媒体品牌,发展《人民日报》等对外媒体,加强“借船出海”意识,充分运用国外媒体及其社交平台,加强南海话语的对外传播。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可以借力包括华人华侨媒体在内的海外媒体,例如,菲律宾具有立场较为中立的《马尼拉时报》《马尼拉公报》,也有华人华文媒体《菲律宾世界日报》等。

  在加强与国外传统媒体合作基础上,还需要关注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国活跃的社交平台的南海舆论,加强与他们的话语互动,使南海话语传播更接地气,尽量实现在地化传播。中国制作的《解读中国》南海特别节目以及《中国南海的史与今》都曾在国外社交网站播放,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可以尝试在国外社交平台开通官方账号,还可建构南海周边国家媒体联盟,如“中国-东盟新媒体联盟”“中国-东盟云”等融媒体传播平台。

  第三,充分发挥学界、智库与企业在南海话语传播中的作用。南海问题涉及高敏感的主权问题,有的更适合通过双轨或多轨渠道来沟通。学界、智库与企业可以在政府、媒体以及公众间起到桥梁作用。当前南海议题的相关图书对外出版并不顺利,政治性议题比较难引起国外受众兴趣,需要更多从美学、环保、科考等角度来出版南海外文书籍以及南海图册。中国可以推动专家学者“走出去”,把中国南海故事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中。

  南海话语对外建构需要加强中外智库合作,开展南海联合研究,定期发布合作研究成果,扩大国际影响力。南海话语传播还需要更多发挥企业作用,从旅游与观光的角度,开发南海旅游项目以及开发南海美食商标等系列产品,通过拍摄纪录片、短视频等方式展示南海的风土人情、植被地貌、海洋生物,从展示海岛之美以及家园建设的角度传递南海话语。

  第四,跨界传播平台需要体现不同学科关于南海话语交叉研究的最新成果。南海话语权建构要防止话语建构、翻译、传播等核心环节上不同学科各自为政、相互脱节的状况,需要整合国际政治学、国际法、新闻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研究视角,建立融学科研究模式。当前南海话语对外传播中国际法视角的运用尚不足,而中国国际法学会出版中英文版本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全面批驳仲裁庭的越权管辖与裁决的非法性的问题,11这对于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中国南海立场起到了增信释疑的作用。南海话语权建构需要更多传播国际法专家,尤其是国际知名海洋法律师和学者的观点,为中国南海主权提供更充分的法理依据。

  第五,柔化南海话语表达,讲好中国的南海故事。中国南海话语对外传播较多使用外交辞令,存在观点比较一致、同质化较强的倾向,需要淡化官方宣传特征,增加南海报道的专业新闻、民间新闻,更多使用暖新闻报道方式,在内容上增加人文、环保合作议题,在形式上增加图片、短视频报道。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网民有时不能很好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界限,容易出现观点极化现象。中国在南海话语互动中需要超越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基础之上,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更多使用温和、柔性的合作话语。中国媒体在南海话语权建构过程中,比较重视报道柬埔寨等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对于菲律宾与西方国家相关言论的报道较少,缺乏两面提示的观点。客观与平衡报道是提升南海话语传播效果的内在要求,适当报道与回应对方立场观点有助于“知己知彼”,营造客观、理性的国家形象,使中国的南海话语更具说服力。

  行动逻辑:强化南海决策与治理的战略协调机制

  话语具备“行事”和“成事”的能力。话语本身就是实践,建构或重构社会现实,是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话语可以促进实践,实践又会强化或弱化话语。12赢得南海话语权,需要遵循行动逻辑,加强统摄性、全局性与前瞻性的战略思维,从中央层面强化南海决策与治理的战略协调机制,建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军队、外交、公安、能源、海事、海警等部门,海南、广东等地方政府以及能源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调工作。具体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加强南海岛礁建设基础上实行预防性外交。南海话语权需要有国家硬实力的支撑,离不开中国在南海的总体实力以及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权。从2013年开始中国加强南海岛礁建设,改善驻守岛礁人员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为地区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海警海上执法,建立常态化巡逻机制,平衡南海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建立海上紧急事态、危机事件预防与磋商机制。要加强南海战略的协调性,还需要建立南海管理与风险评估系统,确立各方行为规则与规范,实行前瞻性与预防性外交。中国要防范其他国家强化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声索与占领,预防美国“自由航行”行动引发紧张态势,可以借助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利益集团等各方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凭借和平手段,防止冲突与争端升级,预防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爆发。中国加强预防性外交,需要进一步发挥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中日韩峰会、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的作用。

  第二,加强南海行政管理与法律制度建设。南海话语权的建构还需要制度性保障,中国于2012年7月设立三沙市,2014年1月设置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通过整合国家海洋局等相关部委的职责、组建自然资源部等机构改革,提升国家海洋管理效率。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南海行政管理机制,如学者安应名提出设立“南海特别行政区”,可以进一步加强研究。13越南可能仿效“南海仲裁案”,美国也利用裁决抵近中国南海岛礁航行,这需要中国进一步完善海洋法律制度。中国政府通过发布南海相关政策法规和声明,包括白皮书、立场文件、联合公报、宣言、指导方针、行动计划等多种形式,系统阐释中国南海政策。为更好地应对南海问题,需要以国际法为支撑,对内加强南海主权的事实论证和条约解释,完善相关司法程序和机构建设,加强海洋执法队伍建设,培养优秀海洋法律人才;对外需要积极争取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解释与程序方面的知情权与话语权,尤其加强在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的影响力。

  第三,积极与东盟国家拓展南海合作领域,建立南海合作机制。南海话语权的建构需要外交实践的支撑,体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原则。这需要软硬兼施,刚柔并济,转化矛盾,推动合作。为了更好地管控冲突、化解分歧、促进合作,需要创新南海合作机制。加强功能性合作是缓解主权对抗的有效方式。中国可以继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高铁外交、丝绸之路基金等平台来为东盟国家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共同利益的达成,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要积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海洋生态环境、海难事故、能源开采、渔业捕捞、海上搜救、打击海盗、紧急避难、减灾防灾以及航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组织多国南海联合科学考察。此外,需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海上军事合作,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船舶路线,考虑建立联合维权机构、争端解决咨询机构,建设与完善相关预警机制。

  第四,对东盟国家需要区别对待,运用多轨方式处理南海争端。应对南海问题,需要区分菲、越等东盟国家以及美、日、澳等域外国家的不同角色。菲律宾、越南是南海问题最主要的争端方,对其要“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合作开发”。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虽然也是南海利益相关方,他们一方面想维护自身的南海权益,但另一方面希望推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泰国、老挝、柬埔寨与中国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他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和平对话的立场。中国要充分运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东盟+X、东亚峰会等多边论坛,寻求话语盟友。中国倡导用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双轨思路得到东盟大多数国家的认同。美国学者在双轨外交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多轨外交”的思想,把外交分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专业人士、商业、平民、研究及培训和教育、社会行动、宗教、资助、传播和媒体九个轨道。14中国可以在坚持“双轨策略”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多轨”方式,更大程度地发挥智库、企业、媒体以及学者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结语

  中国的南海话语权建构不仅面临话语传播手段先进性与传播技巧提升方面的“术”的问题,还面临着走出集体潜意识的迷思,实现外交语言与外交行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道”的问题。中国在传播手段与技巧等“术”上确实需要提升,但解决深层次的“道”的问题更为关键。在认同逻辑层面,中国南海话语权建构更为根本的是需要加强换位思考,反思与化解集体潜意识中的冲突性情结,妥善处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努力走出与菲律宾等国在话语互动过程中存在的“愤怒-悲情”模式,不断累积与东盟国家的互信。在话语逻辑层面,中国岛礁建设的防御性质与和平用途的话语阐述是否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也同样具有挑战。中国要化解冲突性话语,除了增加南海合作性话语外,还需要在外交话语的阐述中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硬气与柔软的相得益彰以及严肃与幽默的相互配合。在行动逻辑层面,强化南海决策与治理的战略协调机制,实行预防性外交,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运用多轨外交方式,将会为南海话语权建构提供有力保障。

  注释

  1 Yukinori Harada,“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nd SinoASEAN relations: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and Possibility of Conflict Manage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3,No.1,2012,pp.10-25.
  2转引自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7、38页。
  3 Joseph 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ublic Affairs,2004,p.5.
  4张志洲:《如何增强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2011年第3期。
  5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
  6席军良、汪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1期。
  7刘昌明、杨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到外交话语权》,《理论学刊》2019年第4期。
  8郑长忠:《为世界谋大同而凝聚共识--中国外交话语权提升的逻辑与路径》,《当代世界》2019年第9期。
  9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10 Matikas Santos,“Key Points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s First Ruling in Philippines vs China Case,”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October 30,2015.
  11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
  12孙吉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话语、实践与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
  13安应名:《基于南海主权战略的海洋行政管理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第232页。
  14参见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原文出处:叶淑兰. 中国南海话语权建构的三重逻辑[J]. 探索与争鸣,2020,(07):135-141+160.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200930/8367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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