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毛泽东早期建军治军及文章著作的影响

曾国藩论文3000字第七篇:曾国藩对毛泽东早期建军治军及文章著作的影响 摘要: 曾国藩与毛泽东都是湖南农家子弟, 真正源于湖湘, 并有各自的特点。跨越历史文明的长河, 毛泽东与曾国藩两位的思想蕴含丰富的德育资源。曾国藩立志修身的道德修养、敢为人先的军事实践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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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论文3000字第七篇:曾国藩对毛泽东早期建军治军及文章著作的影响   摘要:曾国藩与毛泽东都是湖南农家子弟, 真正源于湖湘, 并有各自的特点。跨越历史文明的长河, 毛泽东与曾国藩两位的思想蕴含丰富的"德育资源"。曾国藩立志修身的道德修养、敢为人先的军事实践和字字珠玑的文章著作, 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今人去解读他们的成长轨迹, 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成才经验, 共同致力于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 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曾国藩; 毛泽东; 湖湘文化; 秋收起义;   The Influence of Zeng Guofan on Mao Zedong's Early Thoughts   HU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Party School of Hu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bstract:Zeng Guofan and Mao Zedong were both children of Hunan farmer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Hunan, they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ical civilization, the thoughts of Mao Zedong and Zeng Guofan are rich in "virtual education resources". Zeng Guofan' s self-cultivation of moral cultivation, courage to be the first military practice, and sparkling ideas in his writing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early though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people to interpret the growth trajectory,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jointly commit themselves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士大夫, 而毛泽东是中国士大夫基础上逐渐成长的现代人, 曾国藩对毛泽东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影响, 特别是早期影响巨大, 具体体现在秋收起义前后。根据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划分, 早期主要指1924年以前。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毛泽东在离开广州后, 在上海整整待了十个月, 他的所见所闻, 让他思想更加开阔。通过对两人进行对比研究发现, 曾国藩对毛泽东“道德修养”、“建军治军”、“文章著作”等方面的影响巨大, 对于现代人的成长成才是可资借鉴的德育资源。   一、曾国藩对毛泽东早期道德修养的影响   湖湘文化具有“道南正脉”的理学意识, 又有丘陵地区人们的“气质刚劲”。曾国藩和毛泽东都生于斯, 长于斯, 原地理区位划分都是长沙府湘乡县人, 都是农家子弟出身, 对民间疾苦都有深切的体会, 深受湖湘文化影响。人的德性思想, 即人的观念或认识, 本质上讲, 也是道德文化。德性影响德行, 道德思想的来源一般是道德文化。人对人的影响, 特别通过道德文化、道德人格和道德修为产生作用。   (一) 道德文化   曾国藩对毛泽东在道德文化方面有深入影响。曾国藩继承了周敦颐、朱熹、王船山、陶澍、魏源等湖湘学统, 长期浸润湖湘文化理学和经世致用的文化。“王船山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通过了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王船山———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第二条线索是: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1]21曾国藩是湖湘文化历史传递的重要中继, 是湖湘文化的定型者。他身上所表现的道德特质, 他长期注重修身的品格,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知识分子立志圣贤, 像毛泽东一样的后继湘人以其为榜样, 立德修身。他们融书生的文化底蕴, 与山区军人的强悍血性, 表现出坚忍、明强、勤俭、敬恕等文化性格, 体现出内在贤达和外在豪迈的气质[2]。在曾国藩等湖湘前辈的文化浸润下, 毛泽东非常注重自我的道德素养在团队中影响力, 为他领导秋收起义奠定了人格基础。如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 有这样的记载, 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 班马左庄, 葛陆范马, 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 李杜苏黄, 许郑杜马, 顾秦姚王[3]。同时, 湖湘文化诸如“求仁、主敬、节用、务实”等传统如细雨渐渐融入毛泽东的心田, 他身为秋收起义的领袖, 却过着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日子;他自奉俭薄、匡世济人, 对补丁衣服爱不释手, 对困难群众却出手大方、关爱有加。“打铁先需自身硬。”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可以看出, 毛泽东不但是一系列严格纪律的制定者, 更是行动的楷模。他先人后己, 舍身忘我, 最具有献身精神。他在无意识中就形成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等性格特征, 他的一言一行总是散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 感召着队伍中的每一个人, 鼓舞着当地群众, 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为他后期在党内努力培育优良作风, 增强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领袖魅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道德人格   曾国藩一生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认为人生应“始于修身, 终于济世”。他曾给自己立下座右铭:“不为圣贤, 便为禽兽”, 并视修身除恶欲为圣贤之本。他终身追求于圣人理想, 严于修身, 将修身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他在日记中将修养的要求、目标、做法具体化, 罗列成条, 以便以身践行。他主张“切己体察”、“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工夫。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 曾为泽儿言之, 宜转告与鸿儿”[4], 经常以八德自勉, 有一事与之不符, 他就要痛骂自己。他时时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 时时自省改过。他终生坚持写日记, 就是为了时时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 时时自省改过。此外, 他怕有自己检查不到之处, 经常让朋友、幕僚和亲人们看自己的日记, 让大家给他提意见, 进行“师友夹持”。他在临终前给儿子的遗嘱中, 告诫他们要“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尊重天道, 方能心安。在日常生活中, 毛泽东喜欢慎独内省。1915年8月, 在给萧子升的信中, 他写道:“弟夙夜危惧, 愧对君子, 近写日记一段, 命曰自讼。”在信中, 他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曾不知耻”、“姝姝自悦”的“浮嚣之气”。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信彭璜, 写道:“吾人有心救世, 而于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 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5]青年毛泽东不仅将修身视为根本之事, 而且吸收了传统的内省之道。他说:“吾人立言, 当以身心之修养、学之研求为主。”可以说, 青年毛泽东对“内圣”功夫的追求已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曾国藩等湖湘之士重“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传统在他身上的延续是后来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重要原因。   (三) 道德修为   曾国藩终其一生, 练就了很高的道德修为, 被后人冠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称号和“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青年毛泽东深受曾国藩等湖湘前辈的影响, 非常重视修身。自私塾开始, 他在父亲等湘军后裔的影响下, 就了解曾国藩等湘军将领群体, 并熟读了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 在湖南青年学子中普成风气。”[1]180在一师学习期间, 毛泽东就十分崇敬曾国藩, 喜爱曾国藩的作品。恩师杨昌济对曾国藩推崇备至, 他初见毛泽东, “因以农家多出异材, 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6]。特别是在杨昌济开设的伦理学课程中, 以曾国藩为中国传统文化立德修身的案例, 让毛泽东对曾国藩的道德修身由感性认知, 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 愈加崇尚曾国藩的道德修为, 并以其为榜样。毛泽东有关阅读和谈论《家书》的记载很多, 可谓常读不辍。   二、曾国藩对毛泽东早期建军治军的影响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统帅们, 在战争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建军治军思想, 对晚清及以后的军事活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是在习武论兵成风的家族中长大, 他的家族先辈卓厉敢为、闯荡天下的品格, 以及以他父亲为代表的长辈参加湘军队伍以谋生的经历, 让毛泽东对曾国藩和湘军的建军、治军方略非常熟悉。“无湘不成军”是毛泽东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毛泽东像曾国藩一样的经世致用, 投笔从戎;审时度势, 文人带兵;以民为本, 注重思政。曾国藩建军治军的思想, 以儒家学说为旨归, 对毛泽东早期建军治军的影响主要如下:   (一) 经世致用   曾国藩和毛泽东都是经世致用的典范, 他们的建军治军都是依时而变。曾国藩以经世致用为旨归, 非常注重自己的领导权。他38岁以礼部侍郎身份墨绌出山, 官兵招聘尽量亲历亲为, 做了大量的识人用人的笔记。他注重“血缘”“业缘”, 以层层节制的原则编组军队, 核心团队成员都是老乡、亲友或同学。同时, 曾国藩以超强的人格魅力, 导致将士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曾国藩认为:“独信忠信为治军之本。”他在选择兵士和将领时, 有一个特色的标准是“拙诚”。他秉持“技艺娴熟, 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对于尖嘴猴腮, 油头滑面的市井之人, 不予接纳。他要求“带勇之人概求吾党血性男子, 有忠义之气”, “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 斯为可贵, 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拙朴的农民, 虽然出自穷乡僻野, 但“能剖心肝以奉至尊, 忠至而智亦生焉”, 这些朴实土气, 以勤王忠君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建军的根本宗旨, 能有效建立具有“忠义之气”的军队。毛泽东多次挽狂澜于既倒, 同曾国藩一样, 注重经世致用的理念。例如关于打什么旗帜的问题上, 毛泽东是最先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 举起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即工农革命军旗帜。他在湖南省委讨论秋收暴动时, 明确指出“湖南对此次暴动, 是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7]。所以, 他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 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彻底抛弃了国民党的名义[8]。党的八七会议, 确立了武装暴动的总方针, 并把发动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他认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 他根据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告诫:“乱世之中, 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 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实用论断, 强调军事斗争的重要性。   (二) 文人带兵   曾国藩和毛泽东早年都经历的私塾教育, 都在岳麓书院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曾国藩考取秀才后, 1843年进入岳麓书院就读, 师从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毛泽东于1918年6月一师毕业后, 多次寓居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两人带兵打战, 都是投笔从戎。他们俩不仅仅是将领, 而且还是“儒将”。他们俩书生带兵打仗, 但没有书生意气, 不迂腐。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他们更多的是书生的修养品格、知识学问与战争实际相结合, 对局势更加精准判断, 对人心的更加精准洞察, 对团队更加精准的团结, 对谋略更加精准的施策。显然, “儒将”更有品位, 更有水平, 更懂人心, 进而团队更加团结, 所向披靡。而在战争中, 毛泽东一直很钦佩曾国藩, 他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 观其收拾洪杨一役, 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 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9]秋收起义, 是毛泽东根据革命的现状所进行的判断, 成为他“文人带兵打战”的开始。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期间, 他关于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深受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统帅们的影响, 他对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的精神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依靠民众“的传统有全面的继承和总结, 是注重思想引领的同时, 注重继承创新。从八七会议到秋收起义, 再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三个阶段, 三个标志性事件是毛泽东建军治军思想从理论到实践飞跃的过程。尽管今天看来, 当时秋收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还是初步的, 但它对于毛泽东而言, 毕竟在其军事实践上走出了第一步, 在理论上提供了最初的经验。同时, 从这次起义开始, 一条全新的中国革命道路便开辟出来了。   (三) 注重思政   曾国藩和毛泽东都有坚定的信仰, 都知道信仰的重要性, 也都注重团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曾国藩撰写《讨粤匪檄》, 打出“卫道”的口号, 把国家保卫战升级为文化保卫战, 不遗余力地将政治宣传教育贯彻在平日里的训练和作战之中。他强调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的基本思想, 以“勤恕廉明”作为将领的行为准则, 在军队中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的先河, 将湘军练成一支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军事集团。1926年, 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经指出:洪秀全起兵时, 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 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 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 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10]。可见, 毛泽东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扑灭”太平天国起义, 在于“迎合中国人的心理”。1927年的八七会议后, 毛泽东审时度势, 赴湖南组织秋收暴动, 在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中, 工农革命军高举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 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们都不重权术, 推崇德性, 他们靠的是自身道德修养来团结人, 靠的是实干取得成绩。在根据地建设中, 毛泽东根据曾国藩在湘军团队推广的《爱民歌》, 创造性地改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在具体内容和某些语言形式上进行借鉴, 对前人的爱民思想进行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题词“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取意于曾国藩的“日日向上”。他《讲堂录》在中还特别记述了“曾文正八本”, 其中就包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等语。毛泽东继承曾国藩注重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 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民军队的指针, 把人民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人民军队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同时, 在人民军队建设的过程中, 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方法。   毛泽东虽然与曾国藩的建军治军方略却有着根本的性质区别, 但是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熟得益于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曾国藩组建湘军时, 在家丁忧, 徒有侍郎头衔, 长时间无职无权, 兵马粮草全靠自己募集;同样, 毛泽东组建红军, 创建革命根据地时, 不过是当时许多中央委员之一。他们两人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制于人。曾国藩在江西吃尽了苦头, 毛泽东在江西也是多番浮沉。当时朝廷任命的团练大臣有92人, 而最终只有曾国藩成功了;毛泽东当时与若干喝过洋墨水, 饱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共产国际代表一起, 而最终只有他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坚定的信仰, 不同的是曾国藩信仰的是儒家的思想, 到了愚忠的程度;而毛泽东信仰的是共产主义, 并依时而变,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 毛泽东的建军、治军思想的内容在阶级性质和人民利益的关系上与曾国藩有着质的区别的, 反映在湖湘文化中的许多建军治军思想的合理内核被毛泽东批判地加以吸收。虽然在形成的过程中, 曾经受到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讥讽, 说“毛泽东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11]。他们蛮横地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 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12]但事实胜于雄辩,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思想, 并不符合于中国社会实际。   三、曾国藩对毛泽东早期文章著作的影响   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 曾国藩和毛泽东两人都对传统文化和诗词歌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他们的文章著作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早期的毛泽东就读到曾国藩的文字, 并做了大量笔记。他对此评价说:在中国历史上, 能够“办事兼传教”的人, 历史上只有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虽然, 曾国藩的后世评价众说纷纭, 但曾国藩在毛泽东的心中具有独特的文章成就。秋收起义前后, 年轻的毛泽东受曾国藩的影响, 注重文章的雄霸之风、博引之长、朴实之风, 在文章著作上超越了曾国藩, 成为了政治美文的大家[13]。   (一) 雄霸之气   年轻的曾国藩曾说:“少年不可怕丑, 须有狂者进取之趣, 此时不试为之, 则后此将不肯为矣。”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认为:“天下亦大矣。社会组织极复杂, 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 民智污塞, 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 当动天下之心, 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 当具有大本大源。”[14]毛泽东更重视曾国藩的“大本大源”。曾国藩最初的理想是以文章闻名于朝野, 以极大的影响力, 一扫文坛的颓风, 做个雄霸的文学青年。他认为:“有所谓躬行实践者, 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 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 程、朱亦可学而至也。”他长时间写奏折日记书信, 同时还每日挤时间读书, 长期纪律严格的要求来验证自己的文字水平是否有提高, 目标是否靠近。曾国藩堪称文字的大师, 至今仍留世有1500余万字。他对文字的见识与他的写作能力体现在他的团队所写的奏折上;他自己写的文字能力体现在日记上, 他的评论和创作能力体现在往来书信上。曾国藩虽然已身死百年, 但《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今日细细读来, 其作为军事最高统帅所隐藏的雄霸之气仍能跃然纸上。毛泽东从小在私塾就树立了“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 早期文稿更是在体现出气势磅礴, 王者之范, 将政见、思想发之于文章, 又借文章来平天下。蔡和森曾经向毛泽东推荐曾国藩的影响力深远:“三年而来, 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 只缘胡夙不讲学, 士不归心, 影响只能及于一时。”[15]青年毛泽东主张本源治世, 圣贤豪杰办事, 显然与曾氏的观点一脉相承[16]。毛泽东从咏物言志、战争建设、爱情友情、山水乡情等方面, 以诗意的语言、生动的表达, 文字背后丰富思想内涵和高度艺术成就, 体现了伟大的精神世界和革命领袖的雄霸风采。   (二) 博引之长   厚积才能薄发。曾国藩一路由农家子弟到拜相封侯, 每日读书, 经常编书, 还亲自主持刊刻《船山遗书》。他在给家人的书信和日记中大量引用君主和圣贤的语言, 编写《圣哲画像记》和《经史百家杂钞》, 从三十二位圣哲身上学习借鉴。毛泽东认为,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其“可贵”之处, 在于“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 即对“政治”和“文章”予以相当的重视。年轻的毛泽东像曾国藩一样, 饱读丛书, 包括马列理论和中国各种典籍, 这为他在文章著作中多处恰到好处的用典打下了基础。比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 一下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西汉初年思想家贾谊的《治安策》, 曾国藩曾经有这样的评论:“奏疏以汉人为极轨, 而气势最盛事理最显者, 尤莫善于《治安策》, 故千古奏议, 推此篇为绝唱。”他还赞美贾谊这篇政论“于三代及秦治术无不贯彻, 汉家中外政事无不通晓”[17]。毛泽东在致田家英的信中对《治安策》也有过的评价。他写道:“《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 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 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有一种颇好的气氛, 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 可给一阅。”[18]可见,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高度评价贾谊的这篇文章, 他们都有深厚的积累, 并且在对于历史的评价有相近之处。在日常生活中, 毛泽东同曾国藩一样, 一生酷爱读书, 不仅著书立说, 留下大量文字, 而且根据自己的阅读, 编书办报, 编辑了很多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书籍。   (三) 朴实之风   湖湘大地, 民风质朴, 湖南书生接受的大多是以笃诚务实为宗旨的湘学教育。曾国藩一辈子都坚持和传承朴实的家风, 起居饮食极为俭朴, 杜绝铺张浪费, 常思一汤一饭、一丝一镂来之不易。外表看起来就很朴实的曾国藩, 认为:“绝大学问, 即在家庭日用之间。”[19]他的家书日记秉承“拙诚”理念, 都是日常文字, 源于生活, 源于思考, 源于总结。毛泽东继承“秀者读而朴者耕”的朴实家风, 身体力行, 终生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习惯。他号召“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他借鉴曾国藩注重一线, 注重实际的方法, 以朴实之风, 长期开展调查研究, 进行独立思考, 提倡“文章因为时而作”。毛泽东在1915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说, “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 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 又参以他务, 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同时, 对于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 毛泽东又评论道:“仆观曾文正为学, 四者为之科。曰义理, 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 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他把这部书和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进行了比较, 指出:国学者, 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 曾书则二者兼之, 所以可贵也[20]。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下的7万多字的《寻乌调查》, 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 用事实说话, 强调现实的指导作用, 下大力气去调查研究取得的结果。   四、小结:立德树人的德育资源   2018年8月21日,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1]。毛泽东由曾国藩思想而提出的“本源”说或“大本大源”说, 已经对于曾国藩的历史意识大有超越, 是当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毛泽东通过大量阅读和对比, 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毛泽东, 然而他当时梦想“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远大抱负, 却镌刻着曾国藩影响的痕迹。[22]如果说晚清是落日西沉的景象, 那么曾国藩以挽救狂澜于倾的形式, 给这个落日西沉带来了一抹余晖, 带来王朝的中兴, 避免了亡国, 延缓了清王朝近五十年的历史。如果说近代中国是红太阳升起的景象, 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出现就是红日呼之欲出的景象, 他率领千万仁人志士, 拯救民族危亡, 带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由此中国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曾国藩和毛泽东都是早年经过私塾教育, 在湖湘大地的经历, 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长期浸润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 湖湘优秀人物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学习, 让他们都成长为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例如, 曾国藩立志修身的道德修养、敢为人先的军事实践和字字珠玑的文章著作, 都体现出“拙诚”的特点。曾国藩“拙诚”的特点[23]与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精神一脉相承。曾国藩“拙诚”是以最“拙”的方式, 用自己笨拙的方式脚踏实地、盈科后进, 践履道德修养, 以对家和国的“诚”, 实现自己应有的贡献。毛泽东从小就关心群众疾苦, 正是因为不忘初心的“诚”, 才有为了目标, 矢志不渝的“拙”, 才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雄霸之风和朴实之风。毛泽东力倡“愚公移山”精神, 他为了中国人民, 信念坚定和敢于付出,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 和同志们一道推翻长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三座大山”所体现出的“拙和诚”, 就是那湖湘基因中那倔强和耿直的基因。令人惊奇的是, 曾国藩在文稿中多次提到“拙诚”和“愚公移山”。例如同治二年十月二十日, 他在给郭崑焘的信中说:“舍弟募勇太多, 鄙人深以为虑。渠锐意合围, 亦颇有愚公移山之苦衷, 屡次规责, 诫其智小而谋大, 而亦未尝不谅其拙诚也。”可见, 曾国藩认为拙诚与愚公移山, 理念相通, 方式相同。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 也经常引用愚公移山来表达填的决心, 例如他在中共七大提出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翻“三座大山”, 并“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如果说拙诚说湖湘文化的根, 那么愚公移山精神则是共产党员的魂。当今社会, 不缺乏聪明人和有能力的人, 但缺乏有拙诚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 能始终如一的人。同样, 曾国藩曾在《湘乡昭忠祠记》中感叹道:“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 历九州而勘大乱, 非拙且诚者之与?”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东工作期间曾倡导“滴水穿石”的工作作风和精神品格, 体现了“拙诚”的特点和“愚公移山”精神的实质。他说: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 其锲而不舍的情景仍每每浮现在眼前, 我从中领略了不少生命和运动的哲理[24]。事实上, 滴水穿石的故事, 与愚公移山的故事和拙诚的精神, 三者一脉相承, 都是强调扎扎实实、持之以恒。正如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之后指出, “今海宇粗安……能常葆此拙且诚者, 出而济世, 入而表里, 群才之兴也, 不可量矣。”[25]曾国藩的拙诚思想、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精神和习近平提倡的滴水穿石品格, 是现代社会可资借鉴的宝贵德育资源。在实现两个百年梦想的伟大征程中, 时代呼唤更多人“出而济世”, 拙诚如一, 发扬愚公移山和滴水穿石的精神, 立足实际、不甘寂寞、一步一个脚印, 锲而不舍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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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力.曾国藩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9,36(02):60-66.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200424/8329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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