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网络焦虑情绪的表现、来源及疏导

摘 要: 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发展和表达自由度的提高,中产阶层的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进一步发酵和蔓延。现实社会的压力是焦虑情绪产生的外部原因,阶层认同偏低是其内在根源,而网络空间的特质加剧了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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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发展和表达自由度的提高,中产阶层的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进一步发酵和蔓延。现实社会的压力是“焦虑情绪”产生的外部原因,阶层认同偏低是其内在根源,而网络空间的特质加剧了“焦虑情绪”。对中产阶层“焦虑情绪”的网络表达应进行一定的正确引导。

  关键词: 网络空间; 中产阶层; 焦虑情绪;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现实社会的阶级、阶层在网络社会中也会有所反映,且网络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再造”过程。网络社会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使那些在传统技术下无法开展的潜在交流需求得以释放,成为人们热衷的沟通方式[1]。社会情绪的承载平台从现实社会延伸至网络社会,同时也由于网络扁平化传播的结构和实时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将中产阶层这一巨大的群体集结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为中产阶层构建自我、表达价值观念、宣泄情绪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新空间,中产阶层通过网络“互动”达成“共识”,逐渐形成“相近的自我定位和价值取向”,并且表现出独特的情绪和心态。

  一、网络空间中中产阶层“焦虑情绪”的表现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中产阶层是理性的“经济动物”,一般表现为保守的一面。但在网络空间中,中产阶层的网络表达常常伴随着一些非理性情绪。在舆论事件产生、发酵的前期过程中,中产阶层“情绪先行”的表现较为明显,常常失去对事件基本事实的判断,陷入“情感陷阱” ,尤其是政府公信力问题在网络舆论中投射出的“塔西佗陷阱”,在新闻报道事实挖掘缺位的语境下,中产阶层更愿意相信自己的“阴谋论”,这种情绪冲动性的博弈,左右着中产阶层群体舆论焦点的走向[2]。从近几年中产阶层关注的议题来看,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住房、教育、医疗、安全、环保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二是和中产阶层没有直接利益关联,但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舆论事件。

  在涉及自身经济利益、公共安全、教育公平、医药安全、生态环境等话题时,中产阶层表现出“推己及人”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全国多地雾霾问题引起了中产阶层的环境安全焦虑;在以“雷洋案”、山东疫苗案、“魏泽西事件”为代表的社会热点中,中产阶层舆论代入感较强,表现出对医疗、健康等社会问题的普遍焦虑;“滴滴顺风车空姐遇害”“和颐酒店女子遇袭”等触发中产阶层的人身安全焦虑。以往此类话题的关注对象多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但近两年,中产阶层开始成为这类话题的当事人,同样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背景,使得中产阶层产生了代入感和情感共鸣,从而聚焦于这类议题并主动参与议题的传播和讨论。2014年,人民网通过对300名网络意见领袖的调查发现,中产阶层是网络公共事件中的集体发声研究“意见领袖”群体的主力军[3],中产阶层的社会“触角”比较敏感,关注点多集中于司法案件类、政府管理类、教育与就业类、社会道德类、突发事故类事件。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昆山宝马男被“反杀”案、范冰冰偷税漏税案等都是在网络平台曝光、传播,被迅速推至网络舆论中心,这些类型的话题一直在社会话题中占有主流地位,长时间成为中产阶层关注的舆论焦点。

  但是不同于弱势群体激进的表达方式,中产阶层焦虑情绪的表达往往直陈社会问题,更尖锐激烈,言语或行文更重理性与逻辑,往往采取网上集体讨论、挖掘相关专业资料、比照有关法律法规等方式。在“雷洋案”的曝光过程中,网络舆论从对视频缺失的质疑到对当事者行为的追问,再到对执法行为的问责,进而到由法律界人士力挺、力援当事人家属发声,提出“呼吁事件解决”的诸种要求。回顾事件的表达过程,论坛里、“朋友圈”中、“两微”上,每每可以发现那些所谓中产阶层“大V”,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主导着网络舆论、大众传媒,其价值态度很可能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引领网友情绪从开始的质疑、愤怒、焦虑到后来的理性客观。“焦虑情绪”表达的背后是理性诉求,以一系列以安全为关键词的事件为标志,中产阶层基于安全感形成集体认同,传统的单向性、片面性议题设置正遭遇多元化主体的理性破解,很多焦点事件开始逐渐被纳入法治化的平等框架内解决。而且在教育、公平等传统话题上,中产阶层两面思维和法治意识表现明显;在医生剪衣救人遭索赔、上海警察抱摔妇婴等热点事件的传播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舆论不再是单一思维的情绪批判,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开始在讨论中觉醒并成为共识。

中产阶层网络焦虑情绪的表现、来源及疏导

  二、网络空间中中产阶层“焦虑情绪”的来源

  现实社会的压力是“焦虑情绪”产生的外部原因。在关于“焦虑情绪”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转型作为重要的背景因素,焦虑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还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宏观社会心态。我们更应关注普遍焦虑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制度、文化、媒介、社会和自我等的交织糅合,埋下了他们在网络空间“情绪化”的隐患。中产阶层是跳出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期待拥有更高生活质量和品质的一群人,然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住房、教育、安全、环境等问题,使他们时常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4]。购房焦虑或房贷压力普遍存在,都市高生活成本压力使得中产阶层在其消费欲望与有限的经济能力之间充满着矛盾;职业竞争的压力、就业的压力使这一群体疲于奔命,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子女优质教育机会竞争更为耗钱耗力。

  阶层认同偏低是“焦虑情绪”产生的内在根源。阶级行为或行动是由对某人的阶级位置的正确认识(即其主观的身份认同与其客观阶级位置相称)及阶级意识的形成,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不仅仅取决于客观层面的社会事实,而且往往还取决于这个群体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和判断[5]。当前,我国的阶层意识呈现为“两极清晰,中间模糊”的阶层认同特征:处于中间社会阶层的成员对自己的阶层地位则相对不是那么明确清晰,甚至是模糊的[6]。近十年来,中国脱贫致富的人越来越多,中产阶层也在扩大,按客观指标(如收入、消费、职业、教育等)定义的中产阶层人数明显增长,但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人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7],许多人虽在物质条件方面具备了中产外壳,但内在却缺乏中产心态[8]。向上流动是个体由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实现阶层地位的变化,而本文所指的“向上流动”不仅仅是抽象的阶层流动,同时也是个体生活发展意义上的流动。向上流动预期假设则认为,人们也有可能与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群体相比较,并将参照群体更高的地位当作自己未来地位的信号[9]。这种对未来向上流动的期望又导致“焦虑情绪”恶性循环。不仅如此,当前消费主义价值观泛滥,消费不再是简单的购买行为,消费的目的不再是生存而是欲望,在商家、媒体对品质、精致生活的宣传裹挟中,中产阶层通过消费来彰显自己的品位,通过消费的符号来完成自我的阶层定位,而较高的物质消费欲望和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使得中产阶层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网络空间的特质加剧了“焦虑情绪”。网络空间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匿名性等特质,多数社会公共事件已经不再是单一平台传播,而是跨平台联动传播,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大范围的扩散。中产阶层在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等方面趋同,容易形成较强的群体认同感,一旦有了社会突发事件作为导火索,中产阶层将会在某些观点上形成共识,情绪性观点激增。于欢案、江歌案的初期阶段,公众的讨论撇开法理转向伦理,对安全正义的情绪恐慌裹挟着道义宣泄,掩盖了对法律的尊重维护,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极化,“焦虑情绪”的宣泄先于对真相和事实的追问。除此之外,同一热点事件的“长尾效应”也不断出现,一些引发全民探讨的重大事件表现出显着的“长尾效应”,事件在多方的声音中不断代谢,因果链不断完整,舆论监督不断加深,化解了网络舆论“一哄而上”之后“一哄而散”所带来的非理性之风。以北京八达岭老虎伤人事件为例,从最开始视频在草根舆论场出现,到评论呼吁杜绝舆论审判,直至当年11月底当事人上节目“道歉”,舆论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北京八达岭老虎伤人事件后,又出现了同类型的宁波雅戈尔老虎伤人和八达岭老虎伤人案的开庭。于欢案、杭州保姆纵火案、江歌案等都先后经历了案发和开庭两个舆情周期,把中产阶层对核心问题的关注与法治正义的期待相融合。不管是单一问题的纵向延续,还是同类问题的横向集群,对同一主题的反复升温,不断停留于个案的探讨和深层次问题的挖掘,强化了事件本身的典型意义和社会影响,拉长了中产阶层群体对事件情绪的消化周期。

  三、关于疏导网络空间中中产阶层“焦虑情绪”的一些思考

  网络空间中,中产阶层“焦虑情绪”的表达有其积极的一面,适当的焦虑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内在的潜能,从而促使人们奋发向上,增加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功能良性运转。而当“焦虑情绪”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其积极作用就难以发挥,取而代之的是多方面的社会负面影响,会导致中产阶层弱势心态泛化,政府公信力削弱,甚至可能催生其他社会风险。正确引导中产阶层“焦虑情绪”的网络表达,疏导其“焦虑情绪”,可以从社会合作的视角作出一些现实思考。强化对中产阶层心态的疏导,引导中产阶层正确认知和归因。在发育较充分的“橄榄型”社会里,一定规模的中产阶层能够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现实中,这一作用的发挥是与这一阶层思想意识的成熟和价值体系的完善相联系的[10]。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政府、社会协调合作,创造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尽可能地减少中产阶层成员可能产生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提升其安全感、公平感。未来的存量改革时期,也正是我国中产阶层规模迅速扩大的时期,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积极的引导,注意培养中产阶层积极向上、认同主流价值观、积极参与以及理性表达的意识,让中等收入群体看到更大发展空间以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11]。

  参考文献

  [1]李强,刘强,陈宇琳.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建设思路[J].北京社会科学,2013(1).
  [2]董子铭,张慧.中等收入群体的网络舆情和宣导安慰[J].青年记者,2017(35).
  [3] “意见领袖”需要团结和包容[EB/OL].[2014-02-16].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216/c1003-24371150.html.
  [4]刘锐,谢耘耕.中产阶层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集体发声研究[J].新媒体与社会,2017(35).
  [5]李路路.城市青年白领有着什么样的精神风貌[J].人民论坛,2018(22).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
  [8]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J].文化纵横,2016(4).
  [9]吴菲,王俊秀.相对收入与主管幸福观: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J].社会,2017(2).
  [10]孟威.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特征及其网络聚像[J].人民论坛,2016(12).
  [11]王道勇.警惕社会心理极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1).

    刘奕辰.中产阶层“焦虑情绪”的网络表达[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9,35(11):106-108.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91202/8221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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