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鲜卑姓氏变化情况的梳理

慕容氏是东部鲜卑一支,其民族主体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由塞外到边郡的发展、壮大之后,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了前、后、西、南四个民族政权。 到了 4 世纪末 5 世纪初,随着拓拔北魏的兴起并逐步统一北方,慕容鲜卑人大部分被纳入北魏统治之下。在此之后的一百余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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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慕容氏是东部鲜卑一支,其民族主体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由塞外到边郡的发展、壮大之后,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了前、后、西、南四个民族政权。

  到了 4 世纪末 5 世纪初,随着拓拔北魏的兴起并逐步统一北方,慕容鲜卑人大部分被纳入北魏统治之下。在此之后的一百余年中,慕容鲜卑人在曲折民族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次改姓的情况; 伴随着姓氏变化的则是其作为鲜卑东部支系的最终消亡,隋唐以后仅有慕容氏遗留的几个家族支系延续发展。可以说在不同形势下慕容一族姓氏的变化反映了慕容鲜卑人自身跌宕起伏的民族历程。

  对于北朝时期慕容鲜卑的研究,李鸿宾《慕容三藏的家世与汉化》通过慕容三藏墓志及其家族的研究,考察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汉化问题。

  余静《唐代慕容氏家族研究》同样从慕容三藏家族入手,考察慕容一族在北朝隋唐的发展情况。但对慕容鲜卑豆卢支系关注较少。

  李海叶《拓跋鲜卑与慕容氏的关系及北魏初年的政治变乱》、《北魏时期的慕容鲜卑》两文将研究扩大到慕容鲜卑民族整体,着重考察北魏时期慕容鲜卑民族发展、汉化融合的完整轨迹,但同样没有涉及豆卢一支。姜波《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以墓碑、墓志为线索》一文对慕容鲜卑在北朝的豆卢支系分化发展问题进行了梳理,是目前最为完整、系统的豆卢支系研究成果,但对豆卢一支的世系梳理是其重点,汉化发展问题则着墨不多。高然《大儒、名将、宰相———北朝隋唐豆卢氏家族特征与转型研究》《北朝隋唐豆卢氏、源氏家族比较研究》两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豆卢支系在北朝隋唐时期曲折发展、汉化的整个历程。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虽然对慕容鲜卑各支系在北朝隋唐时期发展情况均有涉及,但对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多次改换姓氏,以及这一行为所反映出的慕容鲜卑民族历程曲折变化等问题并未有足够的研究。故笔者在此针对慕容鲜卑姓氏变化情况加以综合、系统的分析研究,在解决慕容鲜卑姓氏变化种种状况的同时,也能够对其民族发展历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一、民族转折中的第一次改姓

  慕容氏的改姓主要有三次,均在北魏时期,但其中的背景和变化不尽相同。

  第一次改姓发生在参合陂之役( 395 年) 北魏击败后燕到其统一北方前后,也即 4 世纪末到 5 世纪初的一段时间,是伴随着慕容鲜卑逐渐进入北魏而发生的。

  淝水之战以后,大批被前秦灭国的少数民族开始在其“旧有国土”上重新建国。慕容垂于 384 年仿“晋中宗故事”称燕王,建立后燕政权。拓跋珪则于 386 年在代北立国。“历史上慕容氏曾为拓跋氏之宗主国”,双方各自发展壮大造成了矛盾对立的加剧,导致了参合陂之役的爆发。以此为转折,双方实力发生了逆转,北魏开始逐渐蚕食后燕土地、人口。

  北魏对于慕容鲜卑的征服,规模较大的有几次:参合陂之役,“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

  此战后燕“太子宝及农与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慕容德、慕容绍以步骑一万八千为宝后继”,可知后燕十万部队半数被擒。而这些人的命运是被拓跋珪“坑之”,这一行为对慕容鲜卑与北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详后) 。

  第二年,“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燕 军 尽 没,农 被 创,独 与 三 骑 逃 归 中山。”

  是役北魏取并州( 治今山西太原西南) ,慕容农部曲数万口全部被俘或阵亡,其核心也应为慕容鲜卑人。

  397 年,北魏取信都( 今河北冀州) 。同年二月,慕容宝“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魏军方轨而至,对营相持 …… 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二万奔还。”

  此役史载北魏“斩首万余级,擒其将军高长等四千余人”,而十余万普通士兵应基本为北魏俘虏。九月,北魏再克中山( 今河北定州) ,其中慕容麟所“帅二万余人……( 被) 斩首九千余级……燕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

  398 年,慕容德率领四万户邺城军民撤往滑台( 今河南滑县东) ,北魏取邺城( 今河北临漳西南) 。

  至此,并州平后“诸郡皆降,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的后燕中原重镇全部为北魏攻取,后燕只龟缩于平州龙城( 今辽宁朝阳) 地区的狭小区域。到了 436 年,魏主拓跋焘灭北燕以后,除了刘裕灭南燕导致少量慕容鲜卑为南朝控制之外,所有慕容鲜卑均进入了北魏统治之下。

  与此同时,虽然有大量慕容鲜卑人不断为北魏所统治,但后燕、南燕、北燕还相继与北魏并存、对峙,入魏的慕容鲜卑人处于一种比较敏感的位置上———因其处于北魏与诸燕征战的夹缝之中,且人数众多、势力较大; 而且北魏在参合陂之役后对慕容鲜卑降卒大肆屠杀,给慕容鲜卑人造成了很大的恐惧心理,①故这些人多不安于北魏统治,频有反叛行为:皇始二年( 397 年) 二月,有“并州守将封真率其种族与徒河为逆,将攻刺史元延,延讨平之。”同年十月,魏克中山,有慕容宝“其将张骧、李沈、慕容文等先 来 降,寻 皆 亡 还,是 日 复 获 之,皆 赦 而 不问。”

  天赐六年( 409 年) 七月,慕容支属百余家,谋欲外奔,发觉,伏诛,死者三百余人。

  永兴三年( 411 年) 五月,昌黎王慕容伯儿谋反,伏诛。

  始光二年( 425 年) 二月,慕容渴悉邻反于北平,攻破郡治,太守与守将击破之。

  北魏也因此对慕容氏颇多忌惮,一方面对慕容鲜卑采取了迁徙到平城,加强控制的措施,如: 天兴元年( 398 年) 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 署) 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泰常三年( 418 年) 四月,又“徙冀、定、幽三州徒河于京师”等。另一方面,北魏也长期采取压制、杀戮的政策,以稳定政局。以上的数次叛乱均遭到了北魏政权的严厉打击。面对这种情况,众多慕容鲜卑人被迫改换姓氏,以逃避来自北魏政府的屠害。《魏书·慕容白曜传》载: “初,慕容破后,种族仍繁。天赐( 404 - 408年) 末,颇忌而诛之。时有遗免,不敢复姓,皆以‘[慕]舆’为氏。”,②这是史籍明确记载的慕容鲜卑第一次改姓———由“慕容”改成“慕舆”,所涉及的应该是慕容鲜卑的主体人群。

  这一次改姓可以在北魏名将慕容白曜在史书记载中的写法差异上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慕容白曜在《宋书》中即被写成“慕舆白曜”。慕容白曜活跃于北魏文成、献文两朝,卒于皇兴四年( 470 年) ;而《宋书》成于梁永明六年( 488 年)出版说明,慕容白曜生活时代和《宋书》成书均在慕容氏第一、二次改姓之间( 4 世纪末到 5 世纪末) ,因此,《宋书》的记载正反映了这种改姓变化。《宋书》校勘记以《魏书》《南史》均作“慕容白曜”,疑此当作慕容,分析有误。此处写作“慕舆”是南朝史书准确记录了慕容改姓的珍贵状况,而《魏书》《南史》作“慕容”则是后人追改所致。

  ③除了史料明确指出的这种改姓情况之外,在这一时期还有从“慕容”改成“豆卢”的现象。《北史·豆卢宁传》对于这次改姓记载了三种原因: “豆卢宁……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后也。高祖胜,以燕。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氏。

  或云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又云避难改焉,未详孰是。”

  即分别为赐姓、因归义改姓和避难改姓。学者已考证“避难改姓”应为“慕容”改“豆卢”的真正原因,这是慕容氏在北魏政治压迫下的另一种改姓情况。此次改姓在皇始( 396 -398 年) 初,参合陂之役后不久,与前面提到的天赐( 404 - 408 年) 末改姓时隔十余年。可见北魏对慕容鲜卑的打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慕容鲜卑不同家族在不同时间做出了不同的改姓选择。

  与慕容氏被迫改姓相伴的,是慕容鲜卑民族群体的曲折发展。

  第一次被迫改姓之后,慕容鲜卑民族群体被迫分散,这从慕容改姓情况各异,各家族之间除了祖源外看不到任何关联等情况,即可窥知一二; 此外,慕容氏的政治、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从史籍记载来看,前两次改姓之间( 4 世纪末到 5 世纪末) 的一百年间,除了进入宫廷的妇女之外,明确记录的仅有慕容白曜家族一系,卢丑、卢鲁元,④以及太平真君六年( 445 年) 出现的尚书、平阳公慕容嵩。不仅在数量上很少,而且“《魏书·卢鲁元传》及《卢丑传》对其父祖入魏及家族改姓之事毫无涉及,这正验证了‘遭魏室之难、避难改姓’的记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家族世系鲜为人知,导致史书记载多有抵牾”。

  除了直接的政治迫害导致慕容鲜卑人难以在北魏崭露头角之外,被迁徙到平城地区的慕容鲜卑人身份较为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敦煌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⑤残卷载高士廉上表: “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杂姓,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杂; 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

  此处在“营门杂户”“商贾”中间加入“慕容”,比较令人费解,陈连庆对此分析“可见改姓背景即因北魏对于前燕遗族之大屠杀。迄致唐初慕容氏与北齐王室高氏犹为从贱入良营门杂户,足见北魏及隋对于彼等之敌视”,,⑥有一定道理。真实情况即应是慕容鲜卑人受到压迫后身份也随之降低,类同营门杂户、商贾之流,到法网渐宽以后才得以逐渐从贱入良。而因其群体规模较大,故得在隋唐时期尚能被专门提到其从贱入良的情况。

  以上即是慕容鲜卑第一次改姓———慕容→慕舆、豆卢,及其民族群体从强盛、统一到衰落、分散的民族发展历程。

  二、随波逐流的第二次改姓

  第二次改姓是在第一次改姓基础上进行的,是随着孝文帝太和( 477 -499 年) 中进行姓氏改革,北方少数民族改用汉姓浪潮的到来而发生的,时间在5 世纪末。

  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面临在中原汉文化核心区建立统治,与其旧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即成为拓跋珪以后历代北魏统治者稳定国家的中心课题。而从具体措施来看,解决的办法就是在保持部分中原传统制度的同时,在少数民族中部分的采取鲜卑旧有制度,并在其中不断地进行调整、改革,从而形成“二元”国家特征。⑦“北魏的汉化政策,应当说是一贯的政策……不然,鲜卑部酋便在北方呆不下去,便须返回塞外。只是前期的汉化带有不自觉性,被迫性。”

  到了孝文帝统治时期,汉化改革被推到了高峰。可以说孝文帝所进行的改革是拓跋鲜卑统治者从自发到自觉的一个转折,有关孝文帝改革的研究极多,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故不再赘述。在孝文帝所进行的改革中,姓氏改革是其对鲜卑人整体“改造”的重要一环,“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如果不改胡语、胡姓,就不能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能解决胡汉问题。北魏的统治也难巩固。”

  从这一情况看,这次改姓并不特别针对慕容鲜卑人,但慕容氏也受到了改姓浪潮的影响。《魏书·官氏志》载:

  吐伏卢氏,后改为卢氏。

  莫舆氏,后改为舆氏。对于“吐伏卢”、“莫舆”二姓,姚薇元考证曰:“后魏太和中曾改豆卢氏为卢氏; 惟官氏志改卢者仅吐伏卢氏,而无豆卢氏。按志例,无二氏同改一姓者; 有之,亦系同氏之异译……此豆卢氏既曾于太和中改为卢氏,是必即官氏志吐伏卢氏之异译无疑。

  ‘豆’为‘吐’之异译,而‘伏’则省略,如‘叱伏列’省作‘叱列’,‘阿伏干’省作‘阿干’之例。”“按姓纂十一暮,氏族略五,‘莫’均作‘慕’,晋书载记亦同,‘莫’当为‘慕’之脱误。”

  前说甚确,后说确定“莫舆”即“慕舆”没有问题,但“莫”、“慕”二字一音之转,写法不定也正反映了少数民族姓氏译写无定字的情况,未必即是脱误。

  可知“豆卢”和“慕舆”两姓在太和改制中被分别省称为“卢”“舆”两姓。因此次改姓仅延续不足二十年,故史书中的信息十分稀少,目前仅能见到少数姓氏改变的具体案例。

  前文提及《魏书》中有卢鲁元、卢丑传,即本出自豆卢,为魏收撰述史书时追改。

  其中卢丑即最初改姓豆卢的“燕北地王( 慕容) 精之后”,也即参合陂之役中被俘的“北地王世子钟葵”。

  卢丑有子什伐,什伐子豆卢苌,而《旧唐书·豆卢钦望传》载: “高祖以( 豆卢) 宽曾祖苌魏太和中例称单姓,至是改宽为卢氏”,则是更明确的记录了太和改姓情况。

  “舆”姓 所 见 更 少,仅 见 有 出 土 舆 龙 姬 墓志、北周武川豪杰舆珍等。

  “舆”之所以少见,更因第三次改姓后,“舆”姓基本恢复为“慕容”( 详后) 。舆龙姬卒于孝昌二年( 526 年) ,舆珍见于正光末六镇起义( 525 年) ,均在恢复旧姓之后,可知尚有人未能最终改回“慕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改姓材料。

  除此之外,尚见有“怡”姓存在。史载: “怡峰字景阜,辽西人也。本姓黙台,因避难改焉。”

  其中“默台”据陈连庆考证应为“默容”之误,即慕容氏之异译。“默容”亦“慕容”避难改姓,但改为“怡”姓之后便与慕容氏毫不相干。默容尚可还原为慕容,怡氏则不能,但容、怡仍是双声字。

  此处陈连庆理解有误,“怡”姓并非与“容”字相对,而应为“舆”姓的不同译写,怡、舆一音之转。默容到怡姓的变化其实就是慕容到慕舆再到舆姓变化过程的一种异变。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古代译音无定字的情况造成的。在受到政治压迫而改姓的过程中,怡峰祖上的一支慕容鲜卑人在自身姓氏被译写成汉字的过程中将“舆”字写成了同音的“怡”字。史料记载怡峰祖、父两代出身不详,但从怡峰“少从征役,以骁勇闻”的情况看,应该均出身于北方边镇,且地位较低。怡峰几代人在北镇鲜卑文化浓郁的环境中成长,重武轻文,对于祖上改姓以及根本出身存在数典忘祖的情况也不足为奇。

  从第二次改姓的情况来看,北魏统治者与慕容鲜卑人的直接对立冲突已经消融,而慕容鲜卑仍然维持着“低调”、分散的家族发展状态,见于史籍记载者甚少,整个慕容鲜卑已经被纳入代表鲜卑文化的更大群体之中了。《魏书·官氏志》在提到“吐伏卢( 豆卢) ”、“莫( 慕) 舆”两姓时亦无特殊说明,甚至对两姓与慕容的关系也只字未提,给人时过境迁之感。但在官氏志中又有对慕容部的特殊说明:“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

  可知北魏虽已对慕容鲜卑不再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早年慕容强势的记忆仍然根深蒂固。至于为何对慕容这个原始姓氏不作改动,笔者推测有拓跋鲜卑作为征服者的强烈自豪心理在其中,相关问题会在后文详论,此处不赘。

  三、第三次改姓与慕容家族重振

  6 世纪初,在经过第二次改姓十余年后,慕容鲜卑进行了第三次改姓,而其最后的家族命运也在这个时代改变。

  《魏书·慕容白曜传》载: “延昌末( 512 - 515年) ,诏复旧姓”。

  之所以会有北魏官方专门针对慕容鲜卑的第三次改姓,应与时代环境的发展改变相关。此时距北魏击败诸燕,将慕容鲜卑主体纳入统治已一个世纪,慕容鲜卑人的国仇家恨早已在几代人的更迭中消泯; 同时,在北魏早期的打击下其民族群体已削弱、分散,因此随着政权的稳固,北魏早已不再需要对慕容一族顾虑重重,所以放宽了法网,使大批慕容后裔恢复旧姓,这在第二次改姓中即可见其端倪( 见前述) 。

  从结果来看,这次改姓主要是由“舆( 慕舆) ”姓恢复为慕容,北朝时期所见的诸慕容氏家族应即来源于此; “卢”姓也应改回了豆卢,但并未再恢复到慕容,这应该是豆卢与慕容在音、形、义⑧上均相差很远,在时过境迁之后,这支慕容鲜卑人已无法恢复旧姓了。此外,还有部分舆( 怡) 姓没有改回原来的慕容姓氏,如此前提到的舆龙姬、舆珍、怡峰等,均因年代久远,且与原姓差别较大( 尤其是怡姓) 等原因,最终导致少数支系无法恢复旧姓。此后慕容一族基本形成了慕容、豆卢两大姓氏并行发展的情况。

  在第三次改姓之后,尤其是六镇起义爆发以后,慕容鲜卑人大量的出现于历史记载,并在北朝后期直到隋唐时期长时间活跃于政治、军事舞台。如: 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慕容绍宗家族、慕容俨家族⑨和豆卢宁家族,其家族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影响很大。直到唐代,宰相亦多有出自豆卢、慕容两姓者。因隋唐以后慕容家族已不再涉及改姓问题,⑩且相关研究较为丰富,故不再赘述。

  慕容鲜卑各支家族之所以在第三次改姓之后爆发式涌现,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政治环境变化和恢复旧姓,使慕容鲜卑后裔得到了一个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能够有机会走到前台; 二是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尤其是六镇起义以后更是“天下大乱”,纷乱的形势使慕容鲜卑人得到了凭借勇武入仕的机会。从史书记载来看,在北朝取得极大发展的慕容绍宗和豆卢宁均出身北方边镇。慕容绍宗在祖上归魏后即居于代,与尔朱荣为表亲兄弟,豆卢宁之父则为柔玄镇将; 慕容绍宗“容貌恢毅,少言语,深沉有胆略”,豆卢宁“少骁果,有志气,身长八尺,美容仪,善骑射”,二人均追随尔朱氏起家,这些正是六镇起义以后大批六镇出身将领的共同特征。而另一在东魏北齐影响较大的慕容俨,虽非六镇出身,但其人“容貌出群,衣冠甚伟,不好读书,颇学兵法,工骑射”,以北魏河间王元琛左厢军主入仕,实际上也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

  此外,在整个慕容改姓的三个阶段中,还有进入北魏宫廷的慕容氏妇女,始终保持了其慕容姓氏。“初,慕容破后,种族仍繁。天赐末( 404 - 408) ,颇忌而诛之。时有遗免,不敢复姓,皆以‘[慕]舆’为氏……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犹号慕容,特多于他族。”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后燕丢失首都中山,向东北“龙兴之地”( 今辽宁朝阳) 退却以后,被北魏立为皇后的慕容氏女只有道武帝慕容皇后,以道武帝平中山的俘虏身份“入充掖庭”。

  此外,尚有明元帝拓跋嗣两位慕容夫人,景穆帝拓跋晃慕容椒房。

  虽然进入北魏后宫的人数号称“特多于他族”,但名多不显。这是因为大量慕容氏女子在以俘虏身份进入北魏宫廷的同时,其他慕容鲜卑人则受到了北魏的沉重打击,慕容氏妇女在缺乏外家支持的情况下更无力介入北魏政治,也难以在北魏发挥大的影响,故名多不显。但同时也就不会对北魏政权造成威胁,所处政治环境也就相对宽松,因此能够独得保有“慕容”名号的条件。此外,这其中应该还有拓跋鲜卑作为征服者的骄傲心理的影响。正如“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可以把和特洛伊人的妻子睡觉作为口号,古代战争中,战败方的女人会沦为胜利者的妻妾奴隶,占有对方女人的欲望可以公开说出来,不但不下流,反而是勇敢和雄心壮志的表现。”拓跋鲜卑作为征服了强大后燕的胜利者,将没入后宫的慕容鲜卑女性保留旧姓,应该即是宣示其功绩的另类表现。

  综上,慕容鲜卑在北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改姓活动,其原因都来自于社会环境的要求,而与此相伴的是慕容鲜卑人自身民族群体从强盛的整体状态,走向分散衰落,再以家族形态重新崛起。最初大量进入北魏与最后涌现的慕容鲜卑人有着明显的不同: 即最初慕容鲜卑人是以民族群体姿态进入北魏统治,而最后却以孤立家族形态出现和发展。即使在各人的传记、墓志中均能追溯至共同的祖先,但对于现实中相互之间的隔绝来说,似乎意义不大。可以说,在北魏的政治压迫之下,原来的慕容鲜卑民族群体已被彻底打破,转而成为以各支家族为单位的独立系统。在这种失去强大、统一民族群体作后盾的情况下,慕容鲜卑人很快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融合于汉族,完成了其作为少数族群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 李鸿宾. 慕容三藏家世与汉化[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 2) : 73 -78.
  [2] 余 静. 唐代慕容氏家族研究[J]. 国学研究,2005,( 15) : 93 -117.
  [3] 李海叶. 拓跋鲜卑与慕容氏的关系及北魏初年的政治变乱[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 5) : 115 -117.
  [4] 李海叶. 北魏时期的慕容鲜卑[J]. 宁夏大学学报,2009,( 3) : 96 -99.
  [5] 姜 波. 豆卢氏世系及其汉化———以墓碑、墓志为线索[J]. 考古学报,2002,( 3) : 303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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