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伊朗政治发展的融合历程

2 伊斯兰教与伊朗政治发展的融合历程 伊朗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但自从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伊斯兰教开始进入伊朗,并与伊朗统治阶层和波斯民族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什叶派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虽然伊朗经历了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时代,但顽强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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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伊斯兰教与伊朗政治发展的融合历程
  
  伊朗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但自从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伊斯兰教开始进入伊朗,并与伊朗统治阶层和波斯民族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什叶派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虽然伊朗经历了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时代,但顽强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最终在伊斯兰革命后又一次控制了伊朗社会,使之与伊斯兰教进行了再一次深度融合。而伊朗的政治发展进程也就与伊斯兰教更加密不可分。
  
  2.1 伊斯兰教的传入与伊朗封建政权的接受
  
  伊朗古称波斯,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伊斯兰教传入伊朗之前,伊朗是一个祆教国度。伊斯兰教传入伊朗的历史虽然相对较晚,但基于阿拉伯帝国的强制推行和波斯人的现实考量,很快就成为伊朗社会的主流宗教而取代了其他宗教的地位。为了彰显波斯民族在穆斯林世界的独特形象,伊朗从民族特性等因素出发选择了伊斯兰教的少数教派什叶派作为区别于阿拉伯人的标志。
  
  阿拉伯帝国诞生后,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四大哈里发对外扩张,第二、三任哈里发先后给予当时的波斯萨珊王朝以致命打击,至倭马亚王朝时,当时的波斯全境被阿拉伯人征服。从那时起,伊朗就开始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阿拉伯的语言、政治与文化制度、经济社会生活都大量地影响着伊朗,伊斯兰文化也随之渐进而稳定地改变着伊朗的历史进程。在阿拔斯王朝时代,伊朗各地开始出现许多地方王国,它们虽然名义上承认哈里发为统治者,但实际上是独立王国。它们利用伊斯兰教及其不同教派,为自己统一内部和扩大地盘服务。
  
  从此开始,伊朗各封建政权开始接受和扶植伊斯兰教,将其作为官方宗教加以确立。虽然伊朗在之后几百年间历经分裂、战争,被突厥人、蒙古人等民族先后统治,但伊斯兰教始终作为伊朗的官方宗教存在着。
  
  2.2 萨法维王朝时期什叶派政教合一体制的形成
  
  14 世纪萨法维王朝的诞生,标志着经历多年分裂的伊朗重新获得统一,也标志着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正式成为了伊朗的国教。国王伊斯玛仪一世用暴力手段将伊朗变为什叶派占优势的国家,以确保伊朗的民族性而在众多逊尼派国家中保持独立性,同时在与其他逊尼派国家作战中彰显出圣战的特性。
  
  在萨法维王朝统治时期,伊朗设立了负责宗教行政事务的“萨德尔”一职,对教产和教法进行管理和维护,还负责对外镇压异教徒和参与军事事务的管理。这是什叶派政教合一体制的早期形式。此后,伊斯玛仪一世为了加强什叶派的理论修养,从阿拉伯世界引进众多什叶派乌里玛。这些什叶派乌里玛从此在伊朗落地生根,成为了后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教士统治阶层的始祖。这也标志着《古兰经》、什叶派圣训和伊斯兰教法成为整个国家制度的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准则,什叶派教士则成为了一个特权阶层。
  
  他们不仅担任了国家的很多重要职务,完全控制教育和司法,而且拥有许多特权,如修建清真寺、征收宗教税等,从而奠定了教士集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稳固地位,形成了伊朗特色的什叶派宗教阶层。
  
  他们为了保持自身的特权地位,在宗教上支持国王,服从国王的统治,为国王的政权服务;而国王在政治上支持乌里玛的宗教事务,给予他们法律、教育、财政等多方面的特权。二者存在的这种共生关系,使政权和教权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萨法维王朝基本形成什叶派政教合一的体制。
  
  2.3 巴列维王朝时期土耳其式世俗化的改革
  
  萨法维王朝后,伊朗又经历了恺加王朝。由于恺加王朝是蒙古人的后代,不是先知的后裔,因此在宗教合法性上有缺陷。这无形中增强了什叶派宗教学者的地位,教士们逐渐在国家政治事务中作大,甚至有脱离王权、反抗王权的趋势,这在恺加王朝的末期愈发体现出来。而近代成为半殖民地以后,伊朗的教法学家们因为在 1891 年抗议烟草专利权事件和 1906-1911 年制宪革命中表现出色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伊朗政治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使伊朗越来越成为一个教权至上的国家。1906 年的宪法就肯定了宗教学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宪法与政治上的便利条件。
  
  也正因为如此,1925 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上台的、担任近卫军团哥萨克旅旅长的礼萨·汗,在建立巴列维王朝后积极打压教权,推动国家现代化和世俗化。礼萨·汗是军人出身,他对同样军人出身的凯末尔搞的土耳其世俗化运动推崇有加。在伊朗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窘境的情况下,通过政变废掉了恺加王朝。本来礼萨·汗想要效仿凯末尔要搞世俗化、西方化的共和国模式,但不幸的是伊朗的达官显贵和教士们对于他的这一举动甚为不满。1924 年时他就曾向议会提出要建立共和国而引起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随即他放弃了实行共和制的打算,并利用乌里玛对于共和主义的恐惧建立自己的王朝。
  
  这位新国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保留了君主制,同时又保留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国教来团结伊朗社会。不过,这只是权宜之策,过不了多久王权与教权、世俗化政策与宗教社会的深刻矛盾就在巴列维王朝的带动下逐渐激化。
  
  当上国王后的礼萨·汗全力掌控伊朗政局,收回国家权力,巩固中央集权制,镇压反对派,也大力发展经济。同时,他在社会领域开展了土耳其式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司法、教育、地产等领域打击和限制教士日益扩大的势力,推行欧式服饰,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淡化伊斯兰影响,积极推崇前伊斯兰文明。礼萨·汗及其子巴列维试图运用西方化、世俗化的改革政策达到同土耳其一样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因而陆续剥夺了教士们的司法权、教育特权、宗教地产,压制伊斯兰文化,积极扫除影响君主特权和伊朗现代化发展的宗教障碍。特别是在巴列维国王发动的旨在对伊朗社会经济全面改革的“白色革命”中,为了避免宗教领袖发动“黑色革命”,国王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士们在土地、教育、司法、社会等领域的特权,从而造成了宗教权力与国王政权之间的尖锐矛盾。虽然世俗化政策在伊朗国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受打压的宗教势力在下一阶段会反扑回来,从而终结了土耳其式的社会改革运动。
  
  2.4 伊斯兰共和国法基赫监护制度的确立
  
  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虽然成果颇丰,但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方面,手工业者和巴扎商人、工人和学生,都对国王的独裁统治十分不满;另一方面,现代化与世俗化的激进进程也割裂了他们与伊朗传统社会的情感联系。1977 年,伊朗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大挫折,又在美国的压力下放松了政治控制,结果众多反对国王的政治派别趁机联合起来反对国王的统治,事态的发展最终促成了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巴列维王朝也就在这场革命中垮台。在这场革命中,备受打压的伊朗什叶派教士终于在巴列维王朝面临众叛亲离的状态时抓住机会,夺取了政权,开始了神权共和国时代。在这一时期,以霍梅尼为首的教士集团通过法基赫(教法学家)监护制度,利用宗教对伊朗进行统治。伊斯兰革命时代的到来,也就彻底中断了伊朗社会世俗化的改革进程。
  
  法基赫的监护的教义源自于一个圣训。据称先知穆罕默德曾说:“阿訇是先知的后继人。”这种理论有两个分支:一为有限监护,就是对社会事务的一般监督,对于政治领域一般不予介入;另一分支是绝对监护。绝对监护的支持者引用古兰经第24章62节,相信公共事务可由教法学家监护,认为绝对监护对境内的公共事务具有绝对权力,否则不能有效管治国家。发扬光大的法基赫监护制度思想也就来源于第二个分支,是以第十二世伊玛目的“实施正义之权威”的概念发展而来,[2]
  
  霍梅尼又加以进一步阐释。他利用什叶派坚信的这个教义--认为第十二代伊玛目(教团领袖)穆罕默德·马赫迪被真主置于人所不知的地方,将来会以救世主的身份重现,在人间建立正义与公道,而在这之前需要教法学家们来行使某些权力监督社会,来论证教法学家的绝对监护是必需的,以便在伊玛目隐没时期保护和保存伊斯兰教。他又认为,社会需要由对伊斯兰教法最熟稔的人物来管治。
  
  因而霍梅尼创建了一个真主主权至上、神权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架构--法基赫监护制度。在这种政治架构中,伊斯兰议会为伊朗最高立法机构,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另设由教法学家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来防止议会违背伊斯兰教义及宪法;最高领袖由一个宗教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选出,是政教合一的代表;总统为国家首脑及政府首脑,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司法总监为司法首脑,由最高领袖任命;国家政权的核心是教法学家的监护和主政,即领袖和宪法委员会的监护。
  
  在这种体制中,教士们尤其是最高领袖在国家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这种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添加了教法学家对政权的绝对领导的核心,由此创建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共和制伊斯兰国家。从此,伊朗就成为当代政教合一的典型国家。返回本篇论文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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