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技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规制

人类应用技术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人猿相揖别的远古时期,猿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 由此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从此手变得自由了,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1](P374-375)。 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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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应用技术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人猿相揖别的远古时期,猿“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 由此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从此“手变得自由了,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1](P374-375)。 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史 ,也是一部技术进步史。

  技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近代以前的技术发展较为缓慢,具有偶然性和随意性,且多为工具的使用和完善;近代以来,“许多技术开始了‘科学化',在科学规律指导下形成技术原理而开始了基于有意识地运用自然规律的技术发明”[2](P123)。 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的技术发展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且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各种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谋划的最后阶段,即在这一阶段上,对自然的实验、改造和组织都仅仅作为统治的材料……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3](P7)正是在近现代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开始了从威权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并探索着更为符合人性的民主政治模式。 技术既是现代民主运作的要素,也是我们剖析和解读民主政治的重要维度。

  一、技术政治化趋向与民主技术化趋向

  (一)技术的政治化趋向

  在自然科学领域,技术往往被认为是制造工具以及遵从科学理论、工程科技进行改造自然界的相关活动。 但这仅仅是技术的最狭义的定义。 哥特尔·奥特里连菲尔德认为技术“在主观上是达到目的的正确途径的艺术,在客观上是人类活动的特定领域所用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并将技术分为:个体技术---其客体是从属于个人心理和躯干的实在性的技术;社会技术---其客体是个人之间关系的变革实践;知识技术---其客体属于知识范畴的方法论实践;现实技术---以改变包括有机和无机自然在内的直接外部世界为客体的技术。[2](P48)芒福德在技术概念的扩展上则走得更远,他认为“制造使用工具这种狭窄意义上的技术,在人类发展中并未起到主要作用,甚至在技术本身也不是主要因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很少为了增加食物供应或征服自然,而较多用于利用自己内在的丰富资源,以及激发内在的潜能”[4](P81)。

  事实上,技术已从最初人类为利用和改造自然、改善生存条件的物质功用,发展为谋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更高层次需求的手段。 近代以来,日益发达的技术依托物质性基础,全面地满足人的包括政治性需求在内的多种需求和愿望,因此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社会和政治关系。 正如埃吕尔所言,“既然技术已成为新的环境,所有的社会现象就都置身其中。 与其说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受到技术影响或改变,不如说它们置身其中,置身于一个改变了所有传统社会概念的全新环境之中。 与其说,技术只是影响并改变政治的众多因素之一,不如说正是通过与技术社会的联系,政治世界才在当今得以确定。 在传统上,政治构成了更大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但现在情况恰恰相反。 ”[5](P276)在政治领域,政治关系首先被动地受到技术的影响和型塑,传统政治形态出现缓慢却不可逆转的变形;在这一进程中,政治关系参与者敏锐地关注到政治生活在技术影响下的微妙渐变,在变革到来之前,主动地调整政治运作手段与模式,以更好地或巩固、或扩张其在新技术时代下的政治地位。

  大机器时代是技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从而社会分工和竞争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以平等为基点的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和酝酿。 这期间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主导政治权势进行着革命与斗争;代表旧生产力的封建势力或抵抗或妥协,以维系既有的政治权威;同时也涌动着工人阶级为谋取政治地位与民主话语权的抗争浪潮。 社会各阶层都被机器大工业的技术力量动员起来,以某一技术取向为立足点,争取自身的政治地位。 虽然机器大工业带来了马克思所诟病的人的异化,[6](P156-169)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决定性地构建了新型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模式,开创了民主政体的先河。

  (二)民主的技术化趋向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对社会发展总是体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积极追求正义、公平、秩序、效率等终极价值,借助于已有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传统,以某种理想的政治目标为归宿,对社会进行以理念创设、制度安排、组织建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构想、政治筹划以及政治创制。[7](P1-16)政治制度在当前的表现形态,是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以及人为政治设计合力作用的结果。 那么,当技术的政治化趋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的同时,政治设计也就更多地自觉运用技术发展的成果,政治生活呈现出强烈的技术化趋向。

  权力既有者为维系权力的垄断,不得不因应技术的发展,为自身的掌权寻求技术合理性,亦即政治正当性。 “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3](P126),在技术日益繁复的时代,统治者能更好地应用程式化的各种技术手段 ,将民主以一种更有利于维系其政治地位的方式予以“实现”,而在事实上掩盖了政治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技术批判主义者甚至绝望地认为,“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性。 但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谋划并着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却改变了统治的基础。 ”[3](P115)在代表新兴生产力的革新派那里,民主技术的应用同样可以证成其分享乃至夺取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首先,政治体制本身就是技术项目的集成。 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即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顾及人身关系的雇用以及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有赖于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8](P31-32)其次,技术的设计与安排回应了不同政治体制的本质差异,并将政治理念予以落实。 宏大的政治理念如果没有具体的实现路径,那它只是空洞的口号而不具有政治意义。 德·萨克森元帅曾说过,“虽然那些关注细节的人被视为凡夫俗子,但在我看来,这种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基础。 不懂得它的原理,就不可能建起一座大厦或建立一种方法。 仅仅喜爱建筑学是不够的。 人们还应该懂得石工技术。 ”[9](P158)民主技术的设计体现着政治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并将价值取向呈现为技术手段的具象。 此外,民主技术的应用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未来。 民主的理念与实践源远流长,民主的实践也历经了漫长而痛苦的历程。 人类之所以选择民主模式,“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只是外在的条件而已,民主化的最深刻的原因是人性深处对自由、对管理公共事务的向往”[10](P180)。 既然选择民主是超验的,那么不断地完善民主技术,使其更精细、更可行,就是历史性的职责与任务。

  二、技术的非民主化抑或民主化趋向

  在现代化语境下,技术的政治化趋向命题,归结于其是否必然导向技术的民主化。 为此,我们必须讨论另一前置性命题,即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如果技术是中性的,则其不必然导向民主化结果;如果技术不是中性的,那么又需要进一步讨论技术是推动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还是阻滞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一)技术是手段与行为的统一体

  技术外在表现为方法、手段和途径,在这一层面上,技术是客观中性的。 技术被认为是“中性”的,其“中立性”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 芬伯格将其系统地归纳为四种观点:首先,技术的中立性仅仅是一种工具手段的中立性的特殊情况,技术只是偶然地与它们所服务的实质价值相关联。 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与它被应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 其次,技术似乎也与政治没有关系,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这样,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在这方面,技术似乎与法律或宗教制度有明显的区别,后者不能轻易地转移到新的社会情境中,因为它们与其起源的社会的其他方面相互交织。 相反,转移技术看来只是取决于转移的成本。 再次,技术的社会政治的中立性通常归因于它的“理性”特征,即技术所体现的真理的普遍性。 技术所依赖的可证实的因果命题不仅与社会和政治无关,而且它们像科学观念一样,在任何能想象出来的社会情境中都能保持它们的认知状态。 因此就能够期望在一种社会有效的技术在另一种社会中也同样有效。 最后,因为技术在任何一种情境中都能在本质上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所以技术是中性的。 因此,它的普遍性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衡量标准可以应用到不同的背景中。[11](P4-5)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但在技术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适性。 准确地说,技术中性理论在传统技术时代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在现代技术渗透并主导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当代,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理论困境。

  事实上,“设定目的,创造和利用合目的的手段,就是人的行为”,二者不可割裂。 因此“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了。 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12](P3-8)。 技术在运用的过程中,无不体现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偏好与价值取向。 技术的应用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需求---归根结底,与人性的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技术政治化趋向出现以来,技术的应用就再也不是自然的、偶发的与无意识的了,而是作为社会主体贯彻自身价值理念的自觉选择。 与传统政治过程的区别只是,理念的技术转变更具有程式性与标准性,呈现出表象上的“中立性”. 正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价值准则转化为技术任务成为可能,亦即使价值的物化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成问题的是用技术术语把价值准则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要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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