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语境和现实意义

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世人要求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声业已成为当前世界主流话语之一.其中,西方理论界中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提出用生态有机整体论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见解,对推进中国当下生态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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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世人要求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声业已成为当前世界主流话语之一.其中,西方理论界中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提出用生态有机整体论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见解,对推进中国当下生态文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对生态文化研究的理论积淀

  (一)国外对生态文化研究的理论积淀

  国际上对生态文化的研究最早源于19世纪80年代对生态学的研究.188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有机体普遍形态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并认为生态学就是研究关于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外部环境关系的科学.

  20世纪中叶后,随着经济与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并注重通过建设生态文化来保护生态环境.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了科普着作《寂静的春天》,该书反思了人类"反自然"的实践活动给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造成的严重伤害,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使西方社会爆发了持续的环境保护运动,生态文化开始形成.生态文化的概念来源于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有时译为佩奇、佩切伊、佩切依等),在谈及人类增长与人类发展限制问题时,他曾这样论述过:"人类增长的极限与其说是物质的,还不如说是生态的、生物的甚至是文化的."[1]97"人类增长与人类发展限制的问题总的来说根本上是文化的问题."[1]100"整个人类系统已经陷入了……无序状态,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不成熟性造成的"[1]101,结论是:"为了建设未来,我们必须懂得如何使得今天人们的行为能为明天创造有利的条件.大家都知道,这一转化应该从文化着手.……为了使我们能在变化的激流中生存下去,我们应当在文化上有一个超时代的转变."[2]

  这种"文化上超时代的转变"的结果必然形成一种新形式的文化,即"生态文化".特别是到20世纪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后现代时期,以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灾难都直接与我们忽视宇宙,把其排斥在人类活动之外的文化有关"[3]68-69,他们因而强调要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坚定地认为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实质是生态文化危机.自此,人类生态意识和生态觉醒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突破,生态文化的发展开始有了质的转变.

  (二)国内对生态文化研究的理论积淀

  国内对生态文化的研究比较迟,是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生态文化范畴开始的.

  1986年,余谋昌先生从意大利的《新生态学》杂志中引进了"生态文化"概念,"绿色大学一个接一个地创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这表明社会各阶层的人逐渐对生态文化发生了兴趣."[4]此后,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

  1991年,余谋昌从对环境问题的反思中把生态文化问题的讨论从精神文明建设领城扩展到物质文明建设领城,他把当代生态问题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正在形成一种新形式的文化称为"生态文化"[5].1995年,任永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历时态的三种类型: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原始文化"、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本文化"以及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为核心的"生态文化"[6].2003年,郭家骥提出,生态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7].2005年,周鸿从生态学角度阐述了文化就是人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生态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8].从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报告,到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系统论述生态文明,表明我国对生态文化的研究已从学术领域进入党的执政理念并上升到政治战略高度.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生态文化建设在我国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它远未成为主流文化,更没有内化为全民的共识.无论是在物质生态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生态文化层面、制度生态文化层面以及行为生态文化层面,我国的生态文化建设都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而深入研究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中的生态有机整体论,对解决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大有裨益.

  二、中国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语境

  (一)建设生态文化是有效解决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需要

  2013年6月4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总体形势依然严峻.一是全国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全国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68.9%、20.9%和10.2%.

  在监测的60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轻度富营养状态和中度 富营养的湖泊 (水库)分别占25.0%、18.3%、6.7%.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二是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不高.在对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检测中,按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评价,达标城市比例仅为23.9%.三是农村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在全国798个村庄的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中,因农村工矿污染压力加大,生活污染局部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农村饮用水源和地表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9].

  面对已严重威胁到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反思人类创造的工业文明.对此,格里芬明确指出:"我们之所以陷入如此荒诞的境地,是因为我们从 未置身 于宇宙的现 实 和 价 值 观 当 中去."[3]69"在后现代宇宙观中,我们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是与企盼中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后现代宇宙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3]44他给出的"药方"是"我们将要唤起人类心灵深处的那些素质,以使我们从病态走向健康."[3]75这表明,唯有深入思想文化层面剖析问题,找出问题症结所在,通过大力建设生态文化,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住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生态条件和发展空间.

  (二)建设生态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它由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基础之上的.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就等于破坏了自然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的破坏则会继续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其丧失先进性.

  因为"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自然物质基础,它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或大或小的可能性.自然生产力是影响社会生产力结构、布局和规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运行和效益."[11]

  而生态文化作为建立新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人类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以发展生态生产力为目标,符合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中文版序言"中曾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将对未来人类如何与自然界相处这件事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3]16格氏的建设性后现代理论中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大力发展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

  (三)建设生态文化是掌握国际生态环境话语主动权的迫切需求

  就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格里芬是这样阐述的:"从亚当·斯密到今天的所有经济哲学家们(其中既有资本主义的扞卫者,也有批判者)罗列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列灾难性后果,……其中有些经济思想家(尤其是H·达利)还把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列入了这些后果当中."[12]33资本主义所奉行的"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12]36的经济至上观及"强权即公理"[12]29的沙文主义信条,既加剧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也强化了"生态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目前,生态问题已日益渗入政治领域,正成为当前国际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也就是说,生态保护的政治色彩日趋增强,已成为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家利益的相互独立性,跨国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常常会引发国家间的许多环境外交摩擦甚至战争.尤其在西方国家仍未彻底放弃"冷战"思维的前提下,生态环境问题往往就成为西方国家制裁和诋毁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国家和低发展中国家的新"武器".如于2011年11月28日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欧洲一些国家无端指责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阻碍谈判进程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在这种国际态势下,唯有掌握国际生态环境话语主动权,才能在国际环境外交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要掌握国际生态环境话语主动权,关键在于增强我国的生态硬实力和软实力,而建设生态文化是增强我国生态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因此,我们除了大力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敢于直面我国的生态现状,及时客观地总结我们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已取得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成果外,还要根据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来决定我们的环境政策,否则,我们就不能在国际环境会议的谈判上掌握主导权并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更不能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国际社会应对环境变化的合作进程中去.

  三、中国生态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认知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是由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以及社会和谐所构成的"四位一体"的社会.勿庸置疑,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导向作用.生态文化是人类克服自身生存危机一次成功的新的文化转向,其本质是一种和谐文化,它通过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来实现全社会和谐.因而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其实就是以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有机体.在建设生态文化的背景下,以环境承载力为前提,尊重自然规律,倡导生态文明与环境文化,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只有实现了社会体系中各种关系的和谐,才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13].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就必须时刻记住,我们乃是扎根于自然之中,人类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我们同时也扎根于社会的历史和制度之中,我们个人特质永远也不可能同它们相分离."[12]92这一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想为我们深入认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二)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有利于解决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党的执政能力集中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上.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14].本着"所有社会能量---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能量---都是以精神性为基础"[12]82的原则,要解决党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党就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等等.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即人与所处的环境和谐共生,实现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控制人口数量以及提高人口素质之间的协调.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是前提和基础,更是重要内容"[15].因此,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党在执政过程中所面临的包括"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在内的各种重大与现实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党的整体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协同发展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权是所有文化的一种观念.……人权必须对一切文化有效,要充实于所有的文化中"[16]197.而"自然有它自己的权利,并且不依赖于我们是否以及如何按照我们的知性范畴去思考这种权利.自然在那里存在,它并不是由我们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不重视这种自然权利,我们将在毁灭自然生命的同时毁灭我们自己的生命."[16]24由此可见,生态文化建设的核心思想就在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的协同发展.就国际方面而言,20世纪以来,严重的生态危机日益威胁着生态系统安全及人类自身安全.

  如何妥善处理好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之间的矛盾,便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课题.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因而更多地强调环境权的保护,甚至以"保护环境"为借口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和低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与合理诉求.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低发展中国家由于尚未完成工业化则更为注重自身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对此,格里芬指出:"在处理同弱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大国也往往忽略了这些弱小国家具有渴求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的愿望,渴求独立地制定自己政策的愿望,渴求对国际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愿望."[12]213并着力强调,"地球上的生态必须加以修复;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们需要重新获得生存权."[3]191就国内而言,区域内和区域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性导致它们相互间生态状况的差异性,我们要在保持生态环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利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等诸种有效途径协调各方利益,激发全社会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活力,逐步降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因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所带来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保持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的前提下,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稳步提升,共同走向生态文化所倡导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加强生态文化建设能为建设生态文明和构建美丽中国提供强大的内在推动力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7]

  生态文明作为继工业文明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当代人类因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激化所带来的生态文化意识的新觉醒,是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生态文明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和支撑的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而"美丽中国"的第一要义就是自然环境之美,自然环境美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美的具体体现.由于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精华,美丽中国又是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因而,生态文明程度的提高,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的推进都必须以生态文化的繁荣创新为先导,都必须以生态文化建设为支撑,生态文化建设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构建提供观念支撑和强大的内在推动力.正如格里芬所言,由于"人类的心灵中永远跳动着渴求普遍和谐的愿望"[12]205,因而"那种旧的为了攫取财富和权力而对自然系统加以控制和操纵的价值观,将让位于同自然的合作和对它的培育,这是一种出于感恩之心而去关怀自然系统的人类精神的表现"[12]190.

  (五)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有利于深化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理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从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角度,把人的发展状态归结为三种:"人的依赖关系"的最初状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状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状态[18].第三状态其实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19].人作为目的存在物,对自然而言,就要免受自然力的奴役和摆布;对社会而言,就要免受社会关系的统治和压制.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体,"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12]38人唯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及社会间的关系后,才能实现三者和谐共进.在此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全面、完整而非扭曲性的发展,实践的积极方面才能上升到主导地位,异化才能被降到最小程度,人的生存活动才能完全融入创造性的活动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与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的"文化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完善"[16]104观点完全一致.生态文化内蕴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核心思想为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协调既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容.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也推动着生态文化的发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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