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者对于《资本论》研究的成败得失

苏联《资本论》研究构成了《资本论》诠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了重要探索,值得进一步关注。经过苏联解体之后几十年的喧嚣,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然归于沉寂,学界开始以冷静的目光拨开历史的迷雾,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苏联学者对于《资本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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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联《资本论》研究构成了《资本论》诠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了重要探索,值得进一步关注。经过苏联解体之后几十年的喧嚣,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然归于沉寂,学界开始以冷静的目光拨开历史的迷雾,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苏联学者对于《资本论》研究的成败得失,作为他山之石,依然能够为我们今日深入推进《资本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资本论》在俄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

  《资本论》 德文版第一卷于 1867 年 9 月 14 日在汉堡公开出版,这既是马克思一生学术生涯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圣经",开始了独特的命运之旅,此后《资本论》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遭遇总是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资本主义的兴衰密切相连,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对《资本论》问世之后的社会反响和外文翻译也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俄文版的两位译者 Г·A·洛帕廷和 H·ф·丹尼尔逊都与马克思有过密切的交往并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过马克思的帮助。据苏联学者 A·B·乌罗耶娃考证,洛帕廷起初翻译时由于对《资本论》第一章内容的费解而得到马克思的指导,马克思同意"把第一章和附录合为一个整体,使文章的叙述更加通俗,并建议洛帕廷暂从《资本论》第二章译起".[1](P83)洛帕廷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引证的大量原着并作了摘录,马克思也曾经"采纳过洛帕廷提供的不少摘录,并在书中作了相应的补充",这些补充"最初正是出现在俄文版中, 作为附录归入马克思的一封信中".[1](P84)洛帕廷的功绩还在于用俄语制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方面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这样后来的"丹尼尔逊就可以利用洛帕廷在马克思指导下制定的术语,并把它扩展到《资本论》的其余各卷中去".[1](P84)但洛帕廷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完成第一卷的翻译工作,只完成了文稿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由他的朋友,也是俄国着名经济学家、民粹主义社会学家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完成。 丹尼尔逊很好地继承了洛帕廷开创的事业, 成功地把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进行到底,此外,他也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俄文版的译者,为《资本论》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翻译和出版《资本论》的缘故,丹尼尔逊同马克思,后来又同恩格斯之间保持着通信联系",且"通信直接涉及与翻译有关的问题".[1](P91)同时丹尼尔逊为了使马克思能够及时了解俄国的政治生活和科学现状,也想方设法为马克思 "寄去有关经济问题以及统计和财政方面的图书",[1](P92)以方便马克思通过第一手材料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所以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都懂俄文,读过俄文书籍,对俄国情况异常关心,抱着同情的态度注视着俄国革命运动,同俄国的革命家保持联系".[2]

  这里所指的俄国革命家自然包括洛帕廷和丹尼尔逊这两位早期的《资本论》俄文翻译者。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资本论》 第一卷俄文版于 1872 年 4 月幸运地通过了俄国书报出版检查机关的严格审查, 在彼得堡成功出版。

  "这样一来,继《资本论》在德国出版之后,俄国就成了能够以自己的民族语言转达马克思宏伟而有力的经济学说的第一个国家".[1](P103)据列斯纳回忆录记载,《资本论》俄译本出版的那天成了马克思及其家人的节日。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随后给友人信库格曼的信中也提到"至于俄译本,译得非常出色",[3](P686)请友人一起分享家庭的快乐。 马克思对俄译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872 年 5 月给佐格尔的信中说:"彼得堡出版的俄译本很好, 俄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不久前用五栏发表了一篇社论,对我的书大加赞扬,该报也因此受到了警察局的警告---威胁要查封它".[3](P470)这部被沙皇检查机关称之为 "纯学术的"、"复杂的、很少有人能看懂的"着作在后来引起的社会反响却大大出乎检查官的预料。 在出版后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出售了全部印数的三分之一, 同时在当时沙皇俄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刊《圣彼得堡消息报》以及后来的《莫斯科消息报》《欧洲通报》、《祖国纪事》等媒体都把刊登了《资本论》俄文版发行的消息,部分媒体还发表了相关评论文章。 一些刊物之间围绕《资本论》和某些政治经济学概念就 "俄国是否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俄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具体条件是否具备"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所以列宁评论说:"《资本论》刚一出现, 俄国资本主义命运问题就成了主要理论问题".[4]

  19 世纪 70 年代《资本论》在俄国产生的重大影响引起了沙皇当局的警觉, 并受到了当时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限制,因此到 80 年代,《资本论》第一版已经很难见到,直到 1890 年开始全面禁止《资本论》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作品在俄国传播。 但禁令似乎没有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一些当时在俄国社会比较活跃的进步组织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者依然在秘密地传播《资本论》。"当然不能认为所有读过《资本论》的人都弄懂并领会了它的含义,但是《资本论》所阐述的思想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1](P110)《资本论》在俄国的早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俄国的社会民主化运动进程, 滋养了一大批社会活动家和工人阶级领袖, 其中包括俄国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和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19 世纪 80 年代初, 普列汉诺夫领导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受到巴枯宁思想的严重影响,《资本论》 的及时传播为清除巴枯宁庸俗经济理论的不良干扰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 据普列汉诺夫回忆"在巴枯宁的影响下,我们的思想曾经陷入矛盾的迷宫,而马克思的理论就像指路牌一样,把我们从这个迷宫中引导出来".[1](P123)普列汉诺夫早在 1881 年开始写作《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经济理论》一文时还认为洛贝尔图斯的水平几乎和马克思一样, 但在研读《资本论》之后,1882 年第三部分完笔时候已把他作为庸俗的德国经济学家而非社会主义者了, 这一转变足见《资本论》对普列汉诺夫思想影响之大。

  在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组织"劳动解放社"学习《资本论》时,对于当时俄国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及由此产生的对俄国革命进程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小组成员为此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请教, 信中还特别提到"《资本论》 中讲的历史必然性是否广泛适合世界各国". 马克思对小组成员的问题非常重视,曾详细地研究了 19 世纪时期俄国农村公社问题,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土地归公社所有,但定期给公社成员进行耕种, 这种公社所有制保持了公社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房屋、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归公社成员所有, 这与西欧各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状况和生产力水平是完全不同的。[5](P430)马克思先后写了四份复信的手稿,其中于 1881 年 3 月 8 日信中明确回复:"我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必然发生的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5](P268)列宁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接触 《资本论》,在19 世纪 90 年代初即开始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给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阐述《资本论》的内容,把理论的内容和实践结合起来向工人阶级传播, 可以说列宁最早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地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列宁后来在流亡期间几乎学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着作,阅读了《资本论》的各个版本,在自己的着作中引用《资本论》原文多达三百余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引证的马克思的话都是他本人翻译的".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评经济浪漫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着作中经常引用《资本论》中的话".[1](P127)列宁既是精通《资本论》思想的真正专家也是《资本论》的不遗余力的宣传者。 据 1908 年《俄国思想杂志》第 8 期发表的关于《资本论》俄译本的文章也证实了列宁曾经参与了 1909 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的 《资本论》全三卷的翻译工作。列宁关于《资本论》的着名论断:"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 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是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 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6]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苏联学者解读《资本论》的总的指导思想和研究纲领。俄文版《资本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白银时代"俄罗斯的整体哲学景观,形成了"宗教哲学、宇宙论和马克思主义"[7](P3)三足鼎立的格局,也为十月革命的爆发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2 苏联《资本论》研究的演进轨迹

  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后苏联哲学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 即 20 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到 50 年代中期以及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期。 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后,紧接着经历了从 1918 年到 1921 年严酷的国内外斗争,作为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逐渐收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发生于 1922 年的"哲学船事件",许多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和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持异见的知识分子遭到流放, 从此开启了苏联官方意识形态走向一统的趋势。

  尽管如此,但也并不意味着在 20 世纪 20 年代其它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或学说遭到全面的限制, 那些部分留在国内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者依然没有停止活动。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还容忍机械论派和辩证法派之间展开争论, 德波林还发表了与列宁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8](P46)可见这一时期统一的苏联官方哲学并未形成。 通过"正统派"与"德波林派"的两次哲学大论战, 进一步推动了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原理的形式统摄入教科书的历史进程, 一些代表性的教科书开始形成, 例如 1922 年出版的萨拉比扬诺夫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和 1925 年出版的高列夫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要》等。此外,这一段时间列宁发表了重要的哲学着作《哲学笔记》,随着对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的深入学习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完善,为教科书一统天下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这一阶段教科书版本繁多,特点是"自由出版、内容丰富,教员可以自由选择教材".[9]

  受到苏联政治环境的影响,整个 20 年代对于《资本论》 的研究和传播是在相对比较宽松的氛围中展开的,虽然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研究着作,但有关理解和解读《资本论》的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批判和理论交锋在论战各方的着作中并不显见。从总体来看,作为领袖兼学者的列宁对《资本论》的解读和论断逐渐地被奉为最高权威,这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局面显然与列宁的特殊地位和联共(布)中央以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广是分不开的。 1924 年联共(布)中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明确指出: 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充满列宁主义精神, 研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贡献应该是各大学和学校教学工作中最必要的组成部分。 但另一方面列宁对于《资本论》的精辟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也确实代表着这一时代的最高水平,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肇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对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意识形态管控仅仅是一个发端, 这一趋势在斯大林时代发展到了极端,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1938 年 11 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正式决议:"必须给党以关于党史的统一指南,这个指南是正式的、由联共(布)中央审查过的对联共 (布) 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而不容许随意解释".[10]

  在决议的指导下,由斯大林亲自参与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应运而生,并获得了官方的唯一认可, 至此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格局全面形成,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仅在于注释斯大林的着作和言论。因此,这一时期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哲学理论研究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和干扰,几近窒息的程度,所以今天"多数俄罗斯国内的学者都对第二阶段的学术研究都给予了彻底的否定".[8](P45)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高压之下的 20 世纪 30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期,仍然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参考书,包括 1948 年列昂诺夫着的《辩证唯物主义概论》 和 1951 年罗森塔尔着的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似乎令人难以想象。 其中罗森塔尔于斯大林逝世不久的 1955 年即出版了对《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作了全面系统研究的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了推动了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学界对于《资本论》研究的重新重视,启发了 60 年代之后在苏联哲学界具有重要贡献和学术影响力的年轻学者伊利延科夫和季诺维耶夫对于《资本论》的深入研究。 以至于伊利延科夫在其成名作 《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中也承认,该书的工作是建立在罗森塔尔关于《资本论》辩证法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的。可见,在斯大林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专题着作和公开讨论,但似乎在退回书斋的学者那里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而且为随后苏联学界对《资本论》的全方位解读作了重要准备。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苏联国内掀起了去斯大林化运动,在反对个人崇拜的历史背景下,虽然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严密规划和管理依然存在, 但哲学研究领域的政治高压确实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出现了由非斯大林化过程而引发的质的断裂",[7](P11)形成了以研究"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为主要领域的所谓"认识论"学派。 认识论学派能够适时登上历史舞台, 一方面在于苏联决策机构认识到了对科学领域过多地进行意识形态干预的危害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研究主题和思路"同意识形态之间只有间接的关系,因此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独立的创造".[7](P12)这一哲学运动的发端在于对《资本论》的重新研究和解读,其代表人物是当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季诺维耶夫和伊利因科夫。

  认识论学派已不再满足于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范畴作本体论式的理解和机械式的套用, 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解读。 伊利因科夫吸收罗森塔尔的研究路径,从《资本论》入手研究逻辑学和认识论问题,并且依据古典哲学传统和黑格尔的着作来分析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高扬了科学理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唯物主义教条的突破。同一时期,季诺维也夫则通过对《资本论》范畴体系的细致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资本论》中所使用的各种逻辑方法和概念技术。 认识论派对于《资本论》逻辑结构的分析,"促使俄罗斯哲学家能够远比西方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着作中进行的同类研究更早地揭示出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一般特征",[7](P13)这也是认识论学派对《资本论》的科学认识逻辑和方法论分析的主要贡献。

  认识论学派对《资本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60 年代苏联的思想解放运动,但随着 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终结, 也似乎终结了苏联民众更新社会主义的希望,原来"哲学运动的参加者对 50、60 年代鼓舞人的幼稚的唯科学主义感到失望, 逐渐把独立研究课题而不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中产生的人的问题推到第一位".[8](P46)在这一大背景下,70 年代以来人道主义思潮开始在苏联兴起, 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成为苏联学界的热点,与此相适应,对《资本论》研究也出现了重要的转向, 学界开始从人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理解 《资本论》。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人本学、《资本论》 中的人的问题等相关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968 年苏联《哲学科学》杂志第 2 期刊载了维·阿·马列宁博士 《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一文,可以算作这一转向的标志。马列宁博士指出,《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成熟、最深刻的着作,在内容上关于"人"的论证比其以往的任何着作都更加丰富、更加重要,之所以造成对《资本论》中的"人"的问题的忽视而只把《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着作,这一片面认识源自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误读和马克思论敌的有意歪曲,因此必须把"人"作为《资本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随后奥伊泽尔曼和仓凯西分别发表了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本学是不相容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着作中的人的问题》[11]等文章,进一步深化了问题的讨论。 这一时期对《资本论》人学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随着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增长, 以及70 年代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苏联内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进一步推动了苏联学者应用《资本论》 的方法和立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同时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学说"作了深入的阐发。 其中代表性的力作是谢尔盖耶维奇着的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谢尔盖耶维奇认为 "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发现是人类天才最伟大的成就之一",[12]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仍然是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钥匙, 也是批判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的有力武器。 作者应用劳动二重性学说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普遍采用电子、激光、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条件下的劳动价值问题作了深刻的阐发,推动了《资本论》研究进一步与现实的接轨,并促进了理论的创新和与时俱进。

  3 苏联《资本论》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资本论》在苏联的命运已经超越了她的学术意义而与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苏联《资本论》 研究始终是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进行的有选择性的、限制性的研究,即使在后斯大林时期,《资本论》研究虽然不再是为领袖的言论做正确性诠释, 但其核心任务依然在于对国家政策作合理性论证。总体来看,始终是以比较僵化的固定套路在封闭的环境下开展研究,没有形成多元开放的研究格局,缺少应有的学术争鸣和探讨,不能与国际学术主流如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展开交流与对话,从而窒息了《资本论》应有的生命力。究其根源在于苏联一直没有恰当地处理好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社会文化思潮多元化的辩证关系, 为了把好意识形态的大门而将作为宏观指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不顾及具体领域的客观规律,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将意识形态绝对化和凝固化,这一作法本身是对一元指导思想的歪曲和误解, 在很大程度上贬低和弱化了指导思想本应发挥的意义和作用。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学术研究是否应该有一元化的指导思想, 而在于如何恰当地处理好一与多的辩证关系,这一点从当今俄罗斯学界面对"国家意识"出现的困惑, 即可获得明证。 苏联解体之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学界总是竭力使哲学研究摆脱"国家意识"的纠缠,而一味地追求和强调多元化和自由化,但经历过一阵喧嚣之后的俄罗斯学界已经开始重新考虑 "国家意识"的价值和重要性。今日的俄罗斯学者已经认识到:"没有'国家意识'引领的哲学研究很快陷入了'有序与无序'、'有中心与无中心'、'有系统体系与无系统体系'、'有统一标准与无统一标准'的两难境地".[13]

  片面地追求民主化和自由化并没有给俄罗斯哲学研究带来想象中的繁荣,反而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混乱和无序,所以俄罗斯当局无论是梅德韦杰夫时代还是普京时代都力图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意识",以引领俄罗斯民族走向复兴。 俄罗斯的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只有在一元指导思想的统摄之下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健康学术氛围。

  苏联学界对《资本论》的解读存在着把理论与理论的实现形式相混淆的简单处理模式, 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时的具体现实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资本论》阐明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误读,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资本论》中多处强调社会主义要实行计划经济就必须首先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也就是说公有制是实现计划经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绝不是有了公有制, 计划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顺利发展下去".[14]

  高度的计划经济必须建立在发达的信息网络交流平台和便捷迅速的物资流通系统之上才是可能的,否则,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在含混的状态下,靠大概估计来组织生产",显然是行不通的。可见,苏联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解读只作了片面的理解,而忽视了马克思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必须脱胎于成熟的资本主义母体"的告诫,而不顾客观环境的制约,在很长一段时间盲目实施完全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最后的失败。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阐发了两个生产部类的理论, 即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于消费品的生产基础上才有可能。 而在苏联学者那里简单地将生产资料的生产直接等同于重工业生产,把消费品的生产直接等同于轻工业的生产,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同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化的过程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的","苏联的工业化是完全以另一种方式发展的","只有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 才可能完成党和国家关于迅速发展农业以及进一步发展轻工业的历史性决策".[15](P90)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 苏联重工业畸形冒进而农业和轻工业几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造成了工业结构的严重失调, 直至苏联解体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 因苏联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俄罗斯产业结构仍然在痛苦的转型之中。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苏联学者在 《资本论》研究中缺乏对概念作精细的分析和把握,另一方面在于习惯性地用简单的二分法或二元对立模式来思考问题, 人为地制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割裂, 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总是丝毫不能相容的:资本主义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社会主义就从发展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社会"规律通过大量的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社会主义社会"规律就不必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通过偶然性来开辟道路",[15](P88)资本主义矛盾是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资本主义阻碍新事物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顺应新事物前进潮流等等,将《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和论点,简单地贴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签, 先简单地二分然后制造二者的绝对对立的研究倾向非常突出。 这里除去意识形态斗争的因素,仅从思维方式角度来看,恰恰是忽略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中介作用,完全以静止的、 形而上学的而非辩证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所以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当然,从苏联《资本论》研究的总体演进轨迹来看,在方法论、认识论、人学、全球化进程、文本解读等方面也曾取得过重要进展和突破,为《资本论》的传播与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点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总之,近一百年来,《资本论》在苏联的独特命运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和启示, 值得学界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去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一重要历程,深刻挖掘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思想光辉,不断推进《资本论》研究向更高水平迈进。

  参考文献
  [1]A·B·乌罗耶娃。不朽的着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2]列宁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列宁全集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4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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