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地区传统协商民主的认识及其传承创新

1999 年,浙江省在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活动中尝试了一种干部和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教育形式,开创了我国当代协商民主的第一种形式---民主恳谈.同年 6 月,温岭市松门镇以民主恳谈为主要交流形式,举办了第一次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建设论坛,民主恳谈会逐渐成为农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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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1999 年,浙江省在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活动中尝试了一种干部和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教育形式,开创了我国当代协商民主的第一种形式---“民主恳谈”.同年 6 月,温岭市松门镇以民主恳谈为主要交流形式,举办了第一次“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建设论坛”,民主恳谈会逐渐成为农民群众管理基层事务的平台。2005 年 7 月,温岭市新河镇将“民主恳谈”引入镇人大对预算的审查和监督,促进了“民主恳谈”与基层现行体制的融合.2007 年,温岭泽国镇将协商民主实践途径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参与式预算实践。实现了协商民主从制度外的“民主恳谈”到体制内的参与式决策的转变.2008 年,协商民主在实践途径和适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安徽省安庆市推行了农村“党员代表议事度”,吉林省辉南县在农村建立了“党群议事制度”,四川省邛崃市在农村推广了“新村发展议事会”,作为新型农村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基层政府解决事务性社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表现出其独具的优越性和价值理性,成为我国民主建设在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实践.2013 年,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标志着协商民主由试验阶段进入到推广实践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协商民主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

  一、民族地区协商民主的发展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协商民主都被视作对传统协商民主的“复兴”.在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并将雅典时代的协商、讨论和争辩视为协商民主实践的滥觞,而将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伯克( Edmund Burke,1729-1797) 、密尔( John StuartMill,1806-1873) 、以及约翰·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的政治理论看作协商民主理论上的先行.我国学者认为,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就已经存在。《尚书》记载,凡是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通过“四岳群牧”会议协商决定。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耆老议事、乡绅议事、坊众集庙议事等协商议事制度作为不同时代的传统协商民主形式,在基层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 民族地区协商民主的历史资源
  传统协商民主在我国少数民族当中同样大量存在。藏族部落的议事会就是较为成熟的协商民主形式。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相仲琮向唐高宗从施政的角度分析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兴盛的原因,认为吐蕃的文化程度虽然低,“但上下一力。议事自下,国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强也”.“议事自下,国人所利”的表述,简要概括了封建奴隶社会初期,基于部落联盟制下协商议事和多数决的民主特点。产生于公元 5 ~6 世纪的史诗《格萨尔王》中,“格尔岗俄”作为一种全民公会性质的议事会,完整呈现了藏族传统协商民主的基本特点。“格尔岗俄”的一般程序如下:

  1. 申请召开会议。一般情况下,由部落头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部落普通成员也可以申请召开“格尔岗俄”,在头人认为其建议在理、确有必要时决定开会。2. 召集会议。决定开会之后即发出开会通知,参会成员上至各级部落首领、宗教领袖,下至每一位部落成员、奴仆、甚至乞丐。3. 议事过程。议事会一般由最高首领主持,有时也委托下属部落的头领主持。具体过程如下: ( 1) 会前设宴,款待所有与会者。( 2) 进入会场,排定座次。宗教或社会地位高者,坐在会场中心的座位或垫子上,然后是老人、普通部落成员,依次外延。( 3)议事。主持人致词并宣布议题,有关人员汇报情况,然后大家展开讨论。( 4) 决策。与会者对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通过论辩说理形成决定。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由卦师卜卦、公正人裁决、掷骰子等办法决定。4. 执行决定.

  “格尔岗俄”议事内容繁多,包括牧场迁移、草场安排、草山纠纷、征集武力、征差征税、宗教费用摊派等事宜,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民事等部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格尔岗俄”的运作情况虽然取材于史诗传说,但它基本上如实反映了藏族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单位的传统协商民主形式,是藏区处理部落( 联盟) 内外、甚至区域内各种事项的一种基本决策机制。现代藏区社会实践传统协商民主最著名的例子是 1951 年 10 月 20 ~22日西藏地方政府在讨论是否执行“十七条协议”问题上召开的“全藏大会”.大会经过历时三天的激烈讨 论,最 后 向 达 赖 喇 嘛 呈 文,表 示 拥 护 协议[9]( P. 69).事实上,这种传统协商民主形态一直存续到藏区民主改革时期。

  ( 二) 传统协商民主在当代民族地区的实践---一个经典案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潮,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活力,其表现之一就是部分旧有的社会基层机构逐步复兴,涌现出一大批基于传统文化的草根组织。在甘肃藏区,传统协商民主成为最早“复活”并在藏区基层事务管理中积极发挥社会作用的“地方性知识”.例如,甘肃藏族色如、瓦寨等地基于草山和农田管理的“俄拉”组织,卓尼藏族在血缘和拟血缘基础上形成的“沙尼”组织等,都具有传统协商民主的功能。其中,甘南藏族自治州( 以下简称甘南州) 碌曲县西仓十二部落原有的基层组织“盖布甘苏木”在此类传统协商民主形式中颇具代表性。

  西仓是碌曲县境内历史悠久的藏族部落,据《安多政教史》( 《多麦教法史·史书海洋》) 记载,西仓藏族主要是吐蕃松赞干布时期派到这里驻军的后裔,起初他们以狩猎为生,后来逐渐定居下来。元朝时期( 1271-1368) ,八思巴派来南拉本和其子确科嘉管理政教事务,同时又迁来一些董氏十八察的后裔和吐蕃官军的后裔,逐渐形成了西仓十二部.1839 年,经过西仓十二部落总头人和僧俗官员共同商议,邀请第三世德哇仓活佛在部落原有 16 所小寺院和静修院的基础上创建了西仓十二部的寺院西仓新寺.新寺现任法台是第八世德哇仓活佛。至 2012 年,西仓乡人口 2564 人,其中藏族占 80% 以上,分属十二部落。

  改革开放后,西仓十二部落很快重建了部落协商议事性质的“盖布甘苏木”,成为甘肃藏区第一个“复兴”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组织的部落联盟。

  其复兴的原因,当前的组织结构特点,社会治理功能,决策的议定、执行、约束,以及组织费用的供给如下:

  1. 建立的缘起。1984 年,西仓寺提议重建大经堂,为了解决筹集资金等一系列问题,经寺主八世德哇仓活佛的同意,选出盖布高布,组成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届盖布甘苏木。

  2. 组织结构。盖布甘苏木具有部落联盟性质,最高领导人是德哇仓活佛,才巴郎杰担任盖布甘苏木中的决策者。西仓十二部落( 分属十四个行政区划单位) 召集各户代表自行推选一名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的人作为本区域的盖布高布。盖布高布的认命须征得德哇仓活佛和郭哇认可,实行终身制,直至他去世后再从所在部落推选产生继任者。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盖布甘苏木成员( 盖布高布) 分布如下:玛艾: 达尕,红科: 才华佳,尕秀: 毛拉木,加格: 尕藏东智,唐科: 看召加,华格: 达木绕,玛日:拉多,唐龙多: 安贡,则岔: 且尔琼,新寺: 桑吉才让,麦日: 阿智合,青科: 松地,恰日: 尕藏才旦,娘仓: 旦智贡布。

  其中,冒号前面是以部落名转化而来的行政区划单位( 行政村、自然村) 的名称,冒号后面为盖布高布的人名。前 9 个为行政村,后 3 个为自然村。其中确科( 青科) 是原来的部落名,包含现在的青科、更古两个自然村.

  3. 社会功能。盖布甘苏木是部落联盟中的协商、决策和执法组织,具有以下功能: ( 1) 代表各盖布高布所在区域的群众,召集会议商议有关西仓新寺的各项宗教活动,负责向群众传达会议意见并予以执行。( 2) 着手调解西仓十二部落的民间纠纷。( 3) 制订并监督执行涉及部落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禁止性或者约束性规定,例如打架、偷盗、赌博、通奸等。( 4) 对部落与外界之间发生的一些民间纠纷享有最高仲裁权利。可以说,盖布甘苏木是西仓部落联盟的决策和执行组织,也是部落涉外事务的处理机构。

  4. 决策的议定、执行、和约束。在上述事项中,属于宗教性的活动,如正月法会的供养、德哇仓时轮大法会等,盖布高布在寺院代表参加下,集体协商并形成决定,形成的最终决策以寺院代表的意见为主; 对于非宗教性的各项事宜,盖布高布集体商议并形成决定。一切决定,尤其是有关宗教活动的决定,都要由寺管会向德哇仓活佛汇报,然后由才巴郎杰和当事方的盖布高布负责执行。

  在涉及到不同部落、不同家庭或个人的纠纷调处时,当事双方如果在达成协议后违反执行,盖布甘苏木可以责成当事方所在部落的盖布高布进行处罚,一般以经济处罚为主。

  5. 组织费用的供给。组织费用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在调解期间,盖布高布的饮食费用,由纠纷双方采用平均原则共同承担。二是对于违反执行盖布甘苏木决议的当事方课以罚款,作为盖布甘苏木公共生活的支出。

  二、对民族地区传统协商民主的认识
  
  ( 一) 地方性知识的“复活”
  盖布甘苏木作为一种地方知识资源,在当代社会被重新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于传统文化的“复活”.但这种“复活”显然不是一种起死回生式的“复古”,而是一种基于积极改造的“复兴”.一方面表现为对藏族传统文化基础上部落联盟协商议事特质的“复活”,其中包括基本组织形式、协商程序、决策执行与约束、以及组织机构的费用筹备与支出等基本要素的继承; 另一方面,盖布甘苏木在“复活”的过程中,根据国家政权建设和当代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调适,主要体现为组织结构、功能模式、以及法理依据的继承与改造。

  1. 组织结构的双重构建。从传统组织看,盖布甘苏木的核心人物是西仓寺的寺主德哇仓活佛和原来的部落“郭哇”才巴郎杰。德哇仓活佛是拉卜楞寺“四大色赤”活佛系统之一,也是碌曲县境内最大的活佛,尤其对西仓十二部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才巴郎杰是原来的部落头人,熟知部落习惯法,熟悉调解程序和方式,1958 年民主改革之前曾成功调解了多起部落纠纷,深得西仓广大农牧民的尊重。此次担任盖布高布的决策人,他得到德哇仓活佛的举荐,众望所归地成为盖布高布中间的决策者。从国家体制看,德哇仓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才巴郎杰担任甘南州政协委员、碌曲县政协副主席,两人都是国家干部。这样,盖布甘苏木形成了“传统组织-国家体制”相结合这样一种双层叠合的组织构架。

  2. 治理功能的收缩与延伸。历史上( 民主改革前) ,盖布甘苏木的决定和决策完全基于部落习惯法和佛教戒律,在部落联盟的社会管理中具有绝对性的社会控制功能。当前,盖布甘苏木作为基层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主要发挥两种功能: ( 1) 盖布甘苏木形成的决定或决策,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不违反地方政策法规,有利于社会发展建设的情况下,发挥部落联盟内的“自我治理”功能。显然,盖布甘苏木的运作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为界,其社会控制功能大大收缩。( 2) 盖布甘苏木作为部落集体代表,在涉及地区稳定、经济建设、牧区政策改革等方面,向政府积极建言献策、表达诉求,为政府实施相关政策提供舆情,协助政府进行舆情研判和引导,协同政府参与政策实施,在地方社会发展中发挥参政、议政、和资政功能。盖布甘苏木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形成了民间传统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有效结合。以下几个案例体现了它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各项功能的方法、途径与效果。

  案例一 协助政府解决部落纠纷1986 年西仓华格与尕秀部落因草山纠纷发生群体性械斗,出现伤亡,当时的碌曲县委提议选派双方信服的盖布高布,用民间习惯法来解决政策以外的问题,政府对其调解结果予以支持。最终,在政府相关部门、才巴郎杰、以及双方盖布高布的协商下顺利解决了此次纠纷.

  案例二 作为主体组织和管理宗教活动2006 年,德哇 仓活 佛 主 持 时 轮灌顶 大法会。按照藏传佛教仪轨,举办时轮灌顶大法会需要 10天左右的预备期,法会的正式时间是 4 天。此次大法会于 8 月 24 日进入预备期,9 月 3 日正式开始,持续到 9 月 6 日结束。来自甘、青、川藏区的数万名信教群众参加了法会。期间,碌曲县宗教局成立了法会总指挥和各指挥小组。其中,才巴郎杰领导盖布甘苏木配合总指挥部,负责各部落的募捐征收、收支结算,购买各种所需的食物,为法会提供了全面服务和帮助支持,确保了法会圆满顺利进行。

  案例三 帮助政府顺利实施农牧民定居工程2008 ~ 2010 年,甘南州政府为半农半牧部落实施草场承包和牧民定居工程,盖布甘苏木和县( 乡) 政府密切合作,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顺利完成了西仓乡的上述各项工作。

  3. 法理依据。盖布甘苏木的法理依据以“地方性知识”---即藏传佛教戒律和部落习惯法为基础,以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为边界,并吸纳了一部分国家制定法,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现代气息的法理话语系统。这一点在关于偷盗、财产继承以及离婚等民事纠纷的协商解决方面最具有典型性。

  案例四 结合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调解民事纠纷
  
  2011 年 6 月,西仓某部落一名妇女因家庭暴力出走,不久受另一部落男子诱拐而与其同居,两家在随后的交涉中又发生伤人事件,于是申请盖布甘苏木解决。盖布甘苏木在咨询律师的基础上做出了财产分割,并根据拐妻者家庭的经济状况课以罚金和医疗赔偿,同时向丈夫赔礼道歉。

  盖布甘苏木在解决这次纠纷中,既维护了国家法律尊严,又充分考虑了部落习惯法的现实作用。这桩离婚案成为盖布高布巧妙结合习惯法和国家有关法律,协商处理部落联盟内民事纠纷的经典案例。

  盖布甘苏木作为一种藏族部落文化中传统协商民主的“复活”,通过对宗教活动和对部落内外事务的协商管理,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重塑民族文化、参与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形成示范效应,推动了甘肃藏区社会管理中利用传统协商民主机制解决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发展。

  案例五 玛曲县欧拉乡协商解决克琼湖的经营管理
  
  年图寺( 也作年吐寺) 位于玛曲县欧拉乡境内,寺院和欧拉乡政府之间有一座湖叫克琼湖。近年来,随着夏季来克琼湖观光度假的省内外游客越来越多,附近村民和寺院自发组织开发了旅馆和“藏家乐”等消费项目。因为管理、经营权限不明,造成了恶性竞争。2011 年,欧拉乡政府和年图寺民管会、欧拉乡村民代表集体协商决定,将克琼湖作为“以寺养寺”项目承包给年图寺经营管理。克琼湖的经营和管理模式为减轻农民宗教负担、发展寺院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开辟了新模式。

  ( 二) 民族地区传统协商民主的困境
  盖布甘苏木根据区域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在组织模式、功能实践和法理依据上实现了“复活”,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传统组织管理方式。根据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1910-2005) 的熟人社会理论,这种部落联盟即是一种以氏族、部族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它通过“地方性知识”形塑着藏区僧俗群众的行为,从而形成乡土社会的治理逻辑.因此,将盖布甘苏木放在当前藏区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甚至可以说它已经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中以下三点尤其对盖布甘苏木作为协商民主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1. 社会群体的多元化。藏族部落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主要表现在单一民族成分和社会分层固化。从社会结构看,传统藏族社会表现为“僧-俗”二元形态。在此之下,形成以寺院为中心的“活佛-普通僧人”和以部落为基础的“头人-普通部落属民”这样两个次级二元形态。这正是以“盖布甘苏木”为代表的传统协商民主形式赖以生存并发挥功能的社会结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藏区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以部落和寺院为基本结构组织的人的生存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正因为如此,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潮,“盖布甘苏木”等传统管理形式能够迅速得到重建,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发展突破了以前的结构。社会阶层分化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随着草场承包、牧民定居工程、城镇化等系列政策的实施,牧民群体出现职业分化,其中部分人转型成工人、商人或自由职业者,脱离部落所在地,迁入城镇或其它地区.这样,部落内部成员因为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形成多元化的群体。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员进入藏区商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地区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以西仓为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进入西仓,从所从事的职业看,主要有从事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小水电站的建设、外来经商等三类; 从民族成分看,以汉族和回族为主。这样,西仓基于部落和寺院的“熟人社会”,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推动下,社会流动从成员内部和非成员外部两方面稀释着区域社会的“熟人性”,对盖布甘苏木赖以生成并发挥其功能的社会结构基础造成冲击和破坏。

  2. 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化。新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地区社会转型进入“快车道”,社会问题也日益表露出不同于传统社会问题的诸多新特点,不仅表现在涉事主体、问题的内容和性质上为传统社会前所未有,也表现在其解决路径上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挑战。主要表现为: ( 1) 外来人员进入藏区商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在社会事务的参与上也自然延伸到当地社会各个方面,从而和当地广大农牧民一样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 2) 社会矛盾内容多样化。新旧矛盾交织,普通的社会治安问题日渐突出; 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建设中产生的征地、城市拆迁、复员安置、间歇性失业等新问题日益增多。( 3) 不少矛盾呈现出关联多极化、斗争复杂化趋势。例如草场承包到户后,引发草场纠纷和水源争夺。由于事情发生在多民族聚居区域,进而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在畜牧业和水电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中,对国家建设行为不能从正面和长远去理解,从保护个人草场耕地利益出发,影响了项目建设进程。由于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对事情真相的正确认识,在个别开发商的操纵下盲目上访,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盖布甘苏木作为部落制社会下处理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 NGO) ,其赖以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乡土逻辑显然不能够对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做出有效的回应。

  3. 多元文化的频繁交往。历史以来,甘肃藏区基本上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藏、汉、回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格局。但各民族相对聚居程度高,生活的社会环境差异大,长期以来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民俗文化和社会关系。各民族集团内部形成了单一而均质的民族文化,区域内社会整合程度低,异质性强,共同的地域并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各文化间缺乏联系性和相互依赖性。随着藏区社会发展的现代性特征日益彰显,地区内、地区间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在价值观念、道德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交流越来越多,因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产生的冲突也时有发生.这样,藏区社会向多元的异质社会转型,突破了部落社会普遍主宰制下同质的民族宗教文化概念,无论是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藏传佛教戒律、部落习惯法,还是对国家法律法规的有限吸收,都不能作为一种普遍知识,成为各民族共同应对社会事务管理的有效平台。

  综上所述,以盖布甘苏木为典型的传统协商民主形式,程度不同地残存着“熟人社会”乡土治理逻辑的若干痕迹.在民族地区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加快、社会问题复杂化、社会文化多元化、依法治理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其基于宗教戒律和传统习惯法形成的道德约束和规范系统,与法理社会的社会治理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在新形势下发挥社会管理和协调功能方面,表现出治理成效的日益弱化,也暴露出其内在的结构缺陷。

  三、传统协商民主在藏区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
  
  协商民主的发展基于历史传承,更在于现实的推进。以上分析表明,藏族传统的协商民主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但已经无法完全作为民族地区当前阶段实行协商民主的生成结构。民族地区要科学地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应该从现代民主的视角出发,以法理依据为根本,以合作、互利、共赢为社会治理目标,合理汲取传统协商民主形式的积极要素,开展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

  ( 一) 基于民族自治的法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这一规定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当代民族地区任何形式的协商民主实践的法理依据。

  从藏区社会现实状况看,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主导下,各族人民结成了自由而平等的成员构成的法律共同体。因此,发展民族地区的基层协商民主,既要考虑聚居的主体少数民族,也要考虑民族关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等区域因素。面对藏区社会阶层分化、民族多元、群体多元、利益多元这样的现实,盖布甘苏木等传统协商民主首先要在法理依据上由“复活”向“新生”转变,这就要求其扩大参与主体,突破主体的民族阈限,在法理依据上进一步与国家法制体系接轨,通过一系列科学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使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治理,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增进共识,促成科学决策与理性施治。

  ( 二) 基于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联系起来,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必然要服务于这个总目标。这就要求民族地区根据地区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从制度设计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积极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

  从制度设计的层次观照,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基层组织纳入协商民主的范畴,并提出在协商民主的多层发展中,基层民主协商是重点。这样,从顶层设计上为部落联盟等传统组织作为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参与社会协商提供了制度保障,为盖布甘苏木等藏区传统协商民主在提升、发展、完善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藏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明确的制度建设目标。

  从社会建设的层次观照,2003 年,胡锦涛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会上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两个共同”) 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科学地揭示了今后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2010 年,国务院提出把甘肃省建设成“两个共同”示范区。2013 年,甘肃省将深入推进藏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相结合,在甘南州整体推进“两个共同”示范州建设。

  基层协商民主和“两个共同”示范建设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当代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开放合作,相互依赖,互利共赢。因此,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要以法治为根本,以协商为取径,平衡区域内主体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各民族正当的利益诉求,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构建民族自治地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基层协商民主是激发各民族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有效平台,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正是其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说,甘南州“两个共同”建设的发展为藏区实践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明确的社会发展目标。
  
  ( 三) 对传统协商民主形式的保留与扬弃
  对协商民主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并不存在某种普遍形式。民族文化多样性是社会改革创新发展的动力,民族地区的民主建设,需要、也能够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到积极的能量。前述分析表明,面对当前转型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藏族社会传统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虽然已经无法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划目标以及新兴的政治理念做出完全有效的回应,但是它根据社会现实需要积极做出了调适,尤其在组织结构形式、功能模式、法理依据、决策的形成和执行等方面,成功实践了现代社会对传统管理机制的改造、发展、与创新。这些有效的尝试,为民族地区深化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更为建立常态化、多层次、可操作的协商对话机制,发展社会主义法制构架内的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点和切入点。

  余论
  
  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系统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正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这为民族传统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民族地区传统协商民主积极向基层协商民主转换,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途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并不完善,民主法治先天不足,在这样一种现实条件下,盖布甘苏木等传统协商民主只有积极适应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需要,通过创造性转换实现“地方性知识”与社会管理体制和基层自治制度的紧密结合,使之由隐性的、边缘化的乡土逻辑转化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下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融入到国家治理的社会大系统之内,才能有效化解其可能作为合法性体制的异己力量所带来的社会治理风险,真正推进国家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朋。 民主恳谈: 生长在中国改革土壤的协商民主实践[J]. 中国软科学,2009( 10) .
  [2]潘荣江,陈朋。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生发展: 乡村的实践与价值---浙江泽国镇的案例启示[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4) .
  [3]曲延春。 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发展逻辑与推进对策[J]. 农村经济,2011(11)
  [4]李仁彬等。 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探索[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
  [5]陈家刚。 协商民主[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4.
  [6]David Peritz,The Discursive Dilemma Dissolved[Z]. Paper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53rd Annual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Leicester,April 15 - 17,2003.
  [7]( 北宋) 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C]. 北京: 中华书局,1960.
  [8]王兴先主编。 格萨尔文库( 第一卷) [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
  [9]陈庆英。 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历史[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10]宗喀·漾正冈布,何乃柱。 地方性知识与藏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民间或非政府组织为视角[G]. 藏学学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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