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美的生态、个性及设计维度分析

在当前城市化发展道路成为必然走向的大形势下,建设美丽中国的最大权重是建设美丽城市。 然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城市必然处在空间环境和物质形态急剧变化的发展境遇中:一方面,高效而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城市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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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在当前城市化发展道路成为必然走向的大形势下,建设“美丽中国”的最大权重是建设“美丽城市”。

  然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城市必然处在空间环境和物质形态急剧变化的发展境遇中:一方面,高效而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城市中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不协调带来的压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危机,使城市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应对挑战,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实现人们对栖居于美好环境的追求,必须按照美的规律重新审视当下的城市建设。

  质言之,构建实用与审美相统一、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环境友好型城市,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由经济型向审美型转变,城市功能由居住向宜居、安居、乐居转变,是当下亟待深入思考并作出积极回应的时代主题,更构成城市环境之美的内在要求。

  维度之一:城市生态和谐发展

  城市环境是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人际生态环境在内的综合生态系统。现代工业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催生了美学的生态思潮,乃至整个现代及后现代的思想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这种批判性思潮潜隐的作用着。如果说在 20 世纪以前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工业污染,那么 20 世纪以后批判的矛头可谓指向整个城市社会,因为人们认识到城市的存在及其运作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根源。如何正确理解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城市的生态之美,奠定了对城市环境之美的研究基调。这不仅在思想领域体现出美学由认识论向存在论转型的历史性学术命题,更在现实领域成为城市化深入发展大势下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向生态社会跨越转型的必然选择。

  1. 城市生态环境观———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城市中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在带给人们舒适物质享受的同时,总是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污染———尾气、噪音、沙尘、雾霾、食品安全等问题,以至于人们依据这些表象形成一种共识:城市的存在总是与美好的生态环境相对立的。这种观点其实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以及对生态学、美学误解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必定是对生态环境有害无益的。然而美学家们却透过表象看到了更为深刻的本质。阿诺德·柏林特和艾伦·卡尔松指出:“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摆脱人类活动影响之地,现在整个地球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蛮荒之地。”的确,从现实语境出发,我们看到从国内到国外,从城市到农村,从摩天大楼到瓦房村舍,从街心公园到乡间小河,人迹所至之处,皆留下被改造过的特征,而且越是适宜人类生存之地,被改造的特征越明显。可以说,自然从来不会主动满足人类生存生活的需要,只有通过实践活动的改造才使自然满足人的需要并最终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城市来说,城市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发展目标,其中的一切皆是人类实践活动反复强化作用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城市的舒适度是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强度成正比的关系。在此条件下,明确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共生的原则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城市环境之美的基础和前提。这一原则指导我们在对待城市中的生态问题时,不再一味否定人类实践活动,转而将重心放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上,去创造更舒适的城市生活。如果一定要将城市文明与生态环境对立起来,恐怕我们所追寻的美好和谐的生态环境就成了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毕竟,没有多少城市人愿意放弃城市为他们提供的一切而回到原始生存状态。

  2. 城市生态环境的重心———人文景观

  城市生态环境通过城市景观外显出来,城市景观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在树立了正确的城市生态环境观之后,必然面临一个处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关系问题。阿诺德·柏林特曾这样表述:“地理学家开始用‘文化景观’一词,意指因为人类活动影响而塑造出来的景观,人们的耕作方式、建筑样式和居所,都会在土地上留下印记。”美好的城市环境特别重视人的存在和参与,城市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因此城市中的景观绝不是与人无关的,人文景观是城市景观的重心。史蒂文·C·布拉萨在《景观美学》一书中提出一种文化与自然相互交融的景观感知方式,即景观中蕴含的文化和历史是使人对该景观产生愉悦的根源。这种将景观与人、景观与文化联系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观点影响十分广泛。艾伦·卡尔松也持这一观点,他还进一步认为景观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而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景观被赋予独特的文化和审美特征:“对于绝大多数景观而言,关于它们‘持续进行的’历史的知识对于其审美欣赏至关重要。”这些观点将人和自然统一、融合起来,并将融入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人文景观看做城市景观的重心,推崇人性化的景观。认为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影响了一个城市的景观,同时这个城市的文化又积淀在景观之中,通过景观的表象传达城市的价值。总之,人的参与,或者说融入了文化因素的人文景观是城市环境的重点。环境中的景观不单纯是自然物,更是人们满足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尤其对于城市而言,其景观价值的最大体现与其说是一种自然属性,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属性,人文景观比自然景观更能代表城市的特性。

  3. 城市生态环境的向往———自然景观

  钢筋水泥构筑的灰蒙蒙的摩天大楼和拥堵的街道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城市的共同特征。生活于其间的人们虽然享受了现代化的物质成果,却逐渐感到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时间越来越紧迫,想要像祖辈那样在雨后闻一闻泥土的芬芳或者推开窗就可以沉浸在一树花香里都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如今,这种来不及深刻思考城市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已经过去,而古人那种山水田园式的生活则成为大多数城市人的向往。让自然回归城市,换言之,强化自然景观的建设是当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是当下人们对城市生态环境发展的迫切要求。如何让自然回归城市,这不是简单地扩大绿化的面积,必须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因地制宜,“至少包括再造自然和保留荒野两个部分”。再造自然,指的是运用自然素材(如植物、木材、石材等)营造出宜人的自然景观从而美化环境,如建造公园、修建绿化带、植树造林、园艺、盆栽等,而保留荒野的意义则在于“保留了自然景观的原生态,这与任何完美的人造景观都迥然不同,它帮助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与野生动植物相连”。埃比尼泽·霍华德在 19 世纪末便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试验。

  “在我们城市的周围始终保留一条乡村带,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一个城市群……每一个居民实际上是居住在一座宏大而无比美丽的城市之中,并享有其一切优越性;然而乡村所有的清新乐趣———田野、灌木丛、林地———通过步行或骑马瞬时即可享用……居住在这一美丽的城市或城市群的居民要建设快速铁路交通,把外环所有的城镇联系在一起。”霍华德主张建立城市群,在这些城市中再造自然,而在城市之间的乡村保留荒野,连接城市群的是一条快速铁路交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既可享受城市的物质文明,又可随时感受荒野的清新乐趣。这一思想对当今的中国,尤其是环绕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城市圈的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荒野对于城市中儿童的成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是人们孩童时代的重要体验。当我们建设的邻里城镇中没有了自然元素,我们实际上是摧毁了孩子的理想乐园和对自由的需求。荒地、公园、开放的海岸、受保护的河岸、草场、山脊———这些都成为年轻人的世外桃源。人造环境被成年人统治,但自然世界,无论大小,应该成为孩子们的基本权利。他们需要足够的野外环境作为自己的领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那里实现梦想。”

  维度之二:城市个性鲜明突出世界上的著名城市都有自己鲜明突出的个性。城市环境之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设者们是否因地因时制宜按照客观条件和美的规律使之具有独特的个性。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件艺术品,那么流水线作业下简单的模仿和复制一定不是艺术创作的正确途径。而当今中国的城市建设恰恰是走入了千篇一律、互相模仿的怪圈。因此,塑造突出的城市个性之美就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概括地讲,城市的自然景观建立在其自然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基础之上,人文景观则建立在其历史、文化资源和传统习俗的基础之上,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交织起来构成一座城市的个性。具体来说,塑造鲜明突出的城市个性蕴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1. 保持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日本美学家今道有信曾经阐述了关于城市建设的主张,他指出当代的城市建设要加强“内外接点”的建设 ,也就是要加强建设具有国际性规模的设施,以建成国内外文化交流、对话的场所。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重视国际交流和对话已成为城市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换言之,城市中地方性和世界性的关系构成了城市个性的第一个特征。一方面,一座城市所具有的地方性是承载了城市市民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载体,其作为这座城市的自身品格内化于市民心中以及城市生活、城市运行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迫使城市必须具有开放的世界性品格,以期实现与世界发达城市最大程度的对话和接轨。没有地方性,就如同没有自我,就意味着无法与世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没有世界性,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地方性就无法得以真正的继承,地方优势就无法得以真正的显现。因此,在当今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彰显一个城市的个性特征之美,不是单单具有地方性或世界性就可以,必须要实现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例如北京的地标性建筑群奥林匹克中心,就是体现北京地方性与世界性统一的代表。其建筑理念恢弘、大气、实用性强,不仅赋有中国传统元素和首都气魄,也充满国际化的特征。在 2008年的奥运会上,世界通过它们认识了北京,如今的奥林匹克中心不仅每天仍在迎接全球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更是当地居民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极大地改善了北京城市的综合生态环境,为北京市民的生活创造了福祉,为北京赢得了国际美誉。

  2. 保持历史感与现代感的统一

  大部分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并通过城市的人文景观体现出来,如古老的建筑、街道、城墙、河道等历史文化遗迹,这些都是一个城市可以看得见、触摸得到的底蕴和灵魂。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飞快,很多城市在几年之内面貌焕然一新,在城市改容换貌的过程中大量的现代景观涌现出来,这中间必然存在旧城与新城、历史遗迹与新兴建筑的矛盾与冲突。

  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关系,显然是既要保护历史又要鼓励创新,归根结底,要以坚持历史感与现代感的统一为原则。唯有如此,才能让一座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城市充满活力,也才能令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具有底蕴和灵魂。今道有信曾经提出应该加强城市“古今接点”的建设。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博物馆、美术馆等能够联结古今文化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并通过有偿收购、对艺术品交易免征高额税收等方式确保博物馆、美术馆中的藏品具有高超的历史价值。这的确不失为保持城市历史感与现代感统一的良策。当然,还可以在旧城之外另辟新址,进行现代化建设,如果处理得当,也能使历史感与现代感和谐统一。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和我国的古都南京,都是新旧城结合的范例。德里古城曾经是印度历史上 7 个王朝的首都,独立后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建址的时候,选择在旧德里城外的西南方向进行,从 1911 年到 1931 年,历时 20 年完工。

  完工之后的新德里是一座具有现代感的花园城市,与充满历史厚重感的旧德里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一座历史感与现代感交相辉映、和谐统一的都城。除此之外,在保护历史性建筑的同时使其焕发新生,也是保持历史感与现代感统一的好办法,例如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典型范例。四合院代表了北京浓郁的京味儿文化,是这座城市历史感的典型代表。这些年政府在对四合院进行修缮和保护的同时,也鼓励社会力量对其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于是我们发现很多地方的四合院已经不单单在履行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职能,或作为市民居住之所的基本职能,而且兼具商铺、酒吧等商业功能,成为商谈、交流、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这样一来不仅使老建筑焕发新生,还使其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这就是在保护的同时加以开发利用,实现了历史感与现代感的统一。

  3. 保持景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如何在视觉上使城市拥有多样性,如何尊重城市的自由,但同时又在视觉上表现出秩序的形式,这是城市面对的一个重要的审美问题。……城市如果缺少多样性,那就注定会一方面导致压抑,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混乱的感觉。”当今中国城市的景观呈现出一种千篇一律、相互模仿的现象,走在很多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常常囿于城市景观的“标准化”模式而不能分辨得清这究竟是哪一座城市。缺少差异性、景观单一化是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呈现出的弊病。这与我们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曾经,我们为了追求 GDP 的增长而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并没有来得及深入细致地思考应该如何建设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条件的需求开始从追求数量转而追求质量,随之对城市景观的要求也从无到有、从有到宜,并体现出独特的城市审美风格。具体说来,就是要根据自然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历史文化资源传统的不同,在不同城市之间保持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景观实际上是作为抵抗环境同质化的一种手段,并且同时提升地方象征和场所集体感觉。”美国学者柯林·罗和弗瑞德·科特在《拼贴城市》一书中也表达了对城市景观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追求。他们认为,现代的人们为了某种乌托邦的理想而把城市变为充满秩序和理性的空间,破坏了城市原本固有的历史文脉,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可能使人们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物质空间,却造成了彼此间的冷漠、文脉的割裂、文化的缺失以及城市构造的单一化等城市弊病。一座城市并非设计者自己的城市,而是多少年来人与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历史合力的产物,所以任何人对城市的认识可能都是片面的、局部的,整个城市是以拼贴的方式存在的。“城市的拼合形态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观念”[10](P181)。匀质只能令城市索然无味,多样性、矛盾性才是城市的本来面目。当然,我们还应该在城市景观多样性的基础上注意到各种风格的统一,将各种异质风格组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片段的统一。

  维度之三:城市设计以人为本人是城市环境的主体。在对城市环境之美的追求中,内在地蕴含着城市设计以人为本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曾经说,人们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居住于城市。无论是人口密集程度,还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抑或是人们的期许,城市的环境都应以人为本,把提升人们的生活舒适度和便利性作为其发展和建设的本质要求并通过城市设计体现出来。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曾发表《杜恩宣言》,指出城市环境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人们的行动为基础从整体上进行研究和设计,考虑不同条件和尺度下住宅、邻里、街道的不同功能。也就是说,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必须来源于、服务于人本身。可以说,城市环境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城市的设计、布局、规划等是否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提高工作生活的效率、完善人性、建立平等的社会关系等,使城市社会遵循良性的发展模式服务于人。

  1. 城市设计要符合认知方式

  在《城市意象》这本书中,凯文·林奇运用了心理学知识,认为城市是一种“可意象的景观”。

  一个好的城市应符合人的认知方式,具有容易被人理解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意象,从而“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这种可理解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意象不是被设计师赋予的,而是被生活于城市中的人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的。受荣格“集体无意识”思想的影响,林奇认为:“似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一个由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公共意象,其中每一个都反映了相当一些市民的意象。如果一个人想成功地适应环境,与他人相处,那么这种群体意象的存在就十分必要。每一个个体的意象都有与众不同之处,其中有的内容很少甚至是从未与他人交流过,但它们都接近于公共意象。”

  这些包含了公共意象和个体意象的城市意象构成城市的景观,具体来说由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地域、节点和标志物组成,这些元素“不会孤立存在”,而是“有规律的互相重叠穿插”。这些元素是在城市自然禀赋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活于城市中的人透过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景观去感受和理解城市,因此,“景观也充当着一种社会角色,……为了保存群体的历史和思想,景观充当着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向人们提示了对共同文化的回忆”,这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并得以相互交流的强大力量”。林奇借助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方法,把城市景观分为个体意象和集体意象两个层面,以集体意象的“集体无意识”特征确立了城市景观的设计应与人的认知方式相吻合的建构方式以及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化属性,这一方面充分奠定城市的设计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认知方式为本源的基调,另一方面势必引导城市设计者不应从主观出发,而要遵照城市的自然禀赋、文化历史积淀和生活习俗去理解、建设城市的环境。

  2. 城市设计要释放人口潜能

  无论是霍华德还是刘易斯·芒福德,他们都主张以“田园城市”为原型,重新分布城市中的人口,以分散的方式解决城市中人口的快速增长问题,从而解决交通、住宅等一系列城市问题。这是一种分散型的城市空间设计理论。与这种主张不同,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批判了建设“田园城市”的城市空间设计主张,认为那是一种逃避主义的体现,是落后于时代的。雅各布斯激烈地抨击了美国大城市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认为“解决的办法不能只是在都市范围内规划一些新的、自给自足的城镇或小城市,这样做只会徒劳无功”[8](P198 - 199)。他反对低密度状态的汽车型郊区化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支离破碎的城市格局,指出城市设计的成功在于建立功能完整的社区,并以步行距离和邻里个性为尺度建立合理的公共空间秩序。他认为人口是“城市活力的源头”“人口的集中是一种资源”。“城市中大量人口的存在应该作为一个事实得到确确实实的接受,而且应该将这种存在当做一种资源来对待和使用:在需要激活城市生活的地方,提高人口密度。” 因此他主张以“提高城市人的生活”为导向,以保持建筑年代的多样性、建设众多短小街段、街道或街区用途的一体化为手段,建立一种由一定人口密度支撑起来的具有完整性和多样化的功能型城市。雅各布斯的主张在美国影响巨大,乃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掀起了一场对美国普遍存在的城市问题进行全面反思的新城市主义运动。

  无论是人口分散型的“田园城市”设计主张,还是人口密度型的“功能城市”设计主张,都立足于通过人口分布对城市空间环境布局进行设计改良,其最终目标都指向改善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可见人口因素是城市空间环境设计的主要参考和重要资源。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对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特大人口密度的城市,因地制宜地借鉴这些思想改善城市空间环境设计,对于疏解城市中巨大的人口压力从而释放城市潜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城市设计要完善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是城市环境中的人际层面。根据马泰·卡林内斯库等人的观点,启蒙的现代化高扬理性精神,而美学的现代化则追求超功利的精神超越,抵制理性的狂傲扩张。由于资源依赖性的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现代城市无法逃避生态问题及其在社会关系领域制造的麻烦。卡尔松和柏林特等人的学术研究正是对这种挑战的直接回应。“大规模的工业社会中充斥着极大的复杂性,不协调的各种活动制造着无序和无效,最终导致社会崩溃和混乱。机器模式是不适当的,因为它是产生无人格的、混乱的、非人性的工业化城市区域的根源。……如果我们将审美融合作为环境生态学模式,事件就转化为我们对栖息于其中的那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审美融合是人造环境的试金石:它能够验证人造环境是否宜居,是否有助于丰富人类生活和完善人性。”这样一种审美融合的环境生态学研究路径不仅从人的情感出发否定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而且以其超功利的自然审美态度完善人性,把人从工业和经济理性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在此意义上,对城市环境之美的追求同时也成为调整社会关系、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的方法。此外,杨·盖尔从日常社会交往对城市空间环境设计的要求出发探讨了城市空间环境设计对改善城市社会关系的作用。他认为现代城市在空间环境设计上忽略了人们的心理因素和社会交往的需要,没有充分认识到城市空间结构对社会心理和社会交往的潜在影响。因此盖尔提出在城市设计中要有效地构建充满活力和人情味的城市街道、社区、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我们知道,当今生活于城市中的人们普遍患上人际关系疏离、个体孤独感增强的“城市病”,而且越是发达的城市,这种“城市病”越是严重。

  盖尔人情型“社交城市”的设计主张无疑是消弭城市孤独感、完善人际社会关系的一剂良药,充分体现出城市设计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

  城市环境之美的三重维度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美丽城市”建设思想和实践方法。探寻这些思想和方法不仅可以推动政府及城市建设者转变思想观念,自觉按照美的规律来建设城市,从而实现城市中功能与审美的和谐统一,创造出宜居的美好城市环境,还可以促使市民转变审美心态和行为方式,改变急功近利的思想,创造一个舒适宜居的家园,从满足于基本的实用功能层面上升到追求精神愉悦的层面,塑造人们的城市审美意识、家园意识,提升人们的文明素养和文化品位,从而促进城市健康、生态、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环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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