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晚唐五代词对正统文化的背离与修补的论文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某些新变,往往反映着文化的产生变异。从这个角度考察晚唐五代文人词的特异风貌,我们便可得出如下认识:自秦汉以来所形成的正统或主流的封建文化,至此正发生了部分的裂变;晚唐五代词所体现出的某些异质文化特征,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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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某些新变,往往反映着文化的产生变异。从这个角度考察晚唐五代文人词的特异风貌,我们便可得出如下认识:自秦汉以来所形成的正统或主流的封建文化,至此正发生了部分的裂变;晚唐五代词所体现出的某些异质文化特征,既显示了词对正统文化的有所背离,却又显示了词对正统文化之缺陷的某种修补。

  秦汉以来,随着王权的巩固和强化,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也逐步形成了与王权相适应的正统或主流的思想文化。此种正统或主流的思想文化,从其实用功能和社会效应来说,可称之为“政教文化”。此种正统的思想文化,十分注重于经世致用,希冀自身能对社会的政治和教化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而在文学领域里,它们就结晶成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在这种文化的笼盖之下,中国古代的诗文作品其主流的创作倾向就可用白居易的两句话来概括,此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或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平心而论,上述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注重作品之社会效应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对封建时代的诗文创作确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了文学创作要为封建王朝的政治和教化服务,这就容易导致两种主要弊病:第一是限制了文学的独立自主发展,削弱乃至剥夺了文学的其他功能(尤其是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有损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第二是禁锢人们的正常情志,既蔑视个人追求自由发展和自身幸福的权利,又压抑他们丰富的心智和纷繁的欲念,从而造成了“定于一尊”的近乎窒息性的文化氛围。因此,这种正统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观念,实际存在着缺陷。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就必然会产生某种与之有所背离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观念来修补前者的缺陷。而晚唐五代所新兴的“小词”,就标志着后一类思想文化和文学观念的悄然出现。

  时至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开始步入其中后期的变化,人们已对正统或主流的思想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厌倦之感和思变心理;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力量的有所壮大,一种异质的思想文化就迎合着时代和人心的需求悄然生焉。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有一部分文人作者敢于趋新猎奇,大胆地试写传奇小说和曲子词这两种正统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新体作品。

  晚唐五代文人词的作者和中唐传奇小说的作者一样,本来都是士大夫队伍中的人。可就是上面所说这批原先站在正统文化营垒里的人们,却最终写出了与传统诗文大异其貌的“诗客曲子词”,对此,就只能从“气运”和“人心”趋变所导致的正统文化已产生着部分裂变中去寻找答案。下面,就让我们沿着词之异貌中寓藏着异质的文化这一思路进行探究,而其着重点则集中在词对“政教文化”的背离与修补方面。

  先从文化的品位和层次看,相比之下,传统诗文可算是“雅文化”,而新兴的曲子词则明显趋俗。传统诗文的作者通常被称为“骚人墨客”和“文人雅士”,而词的作者则既有士大夫文人,还有平民百姓和乐工歌妓。更兼文人在写词时心中往往又存“此乃小道薄技,何妨谑浪游戏”的想法,因此词之文化品位势必比诗文有所下降。故而,无论是作品的文化内蕴、思想深度,还是作品的审美趣味、语言风貌,词都比诗文显得“浅”和“俗”。所以,若从文化品位和文化层次上来看,晚唐五代词在整体上所显露的趋俗风貌已反映出了它对正统文化(高雅文化)的某种背离。

  再从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消费者”来看,词与传统诗文也有了明显的差异。诗文之创作,其背景大都离不开朝堂和书斋;而其“消费者”则除开封建统治者外,又往往只是创作者自身及其同圈子里的文化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诗文作品又可视为被少数人专利的“士大夫文化”。但是,词产生于酒筵歌席,流行于里巷坊曲。若是放大视野看,它就属于“城市文化”并带有很浓的“商业文化”气息。这样,词就跳出了“朝堂文化”、“书斋文化”、“士大夫文化”的圈子,而带有了平民化、大众化、城市化、商业化的文化色彩。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也形成了对正统文化(士大夫文化)的一定背离。

  词对正统文化的第三方面背离情况:相对于正统文化的基本属于“政教文化”,词却在一开头就背离此传统轨道而滑向了“娱乐文化”和“佐欢文化”的方向。欧阳炯《花间集序》公然宣称词是一种用以娱乐和佐欢的文学。南唐词的创作,也同样体现着以词作为娱乐品的文化消费心理。上述视词为娱乐工具的认识实是片面和有害的,它必然会影响词的健康发展,但从冲击传统须用猛力、矫枉难免过正的角度来看,则晚唐五代词的公然背离“政教文化”和以“娱乐文化”自命,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具有着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的意义。第一、它在实际上肯定了词人“享受人生”的权利,尤其是肯定了他们对于恋情的追求。第二、处于娱乐的需要,晚唐五代词就形成了纯情、嗜艳和求美的创作倾向。词之所以会形成与诗文异貌的纯情、嗜艳、求美的文体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词人之文学观念(主要指词体观念)部分地背离了正统文学理论有关。

  实际上,词对正统文化的背离同时就意味着它对正统文化的修补。这是因为:它的背离,正是朝着修补正统文化之缺陷的方向而去的:首先,正统文化有着压抑人性和禁锢情志的缺陷与弊病,而词因跳出了“政教文化”的束缚,敢于大胆言情和真率抒情,因此人性和人情中的各种内容全都在词中得到了高度的肯定和张扬,这就弥补了正统文化和传统诗文的缺陷。其次,正统文化只管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而颇为横蛮地削弱、甚至是剥夺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而词则借着“娱乐文化”的保护伞,强化了自己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并由此形成了真、深、艳、婉、美的词境,这岂非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更臻成熟和精美?说到底,词对正统文化的背离,并非一味地在作破坏的工作,而是有破有立、相反相成地在作修补性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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