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空间的架构分析论文

一 “从晚清开始,晚清那就比较接近20世纪文学了。这样就摆脱了政治社会史的划分标准,更强调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然而,“重写”者们用以重新划定文学史分期的,又何尝不过是另一套话语标准?这套话语标准即所谓文学现代化。他们凭借文学现代化的说辞,将原定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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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晚清开始,晚清那就比较接近20世纪文学了。这样就摆脱了政治社会史的划分标准,更强调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然而,“重写”者们用以重新划定文学史分期的,又何尝不过是另一套话语标准?这套话语标准即所谓文学现代化。他们凭借文学现代化的说辞,将原定的中国现代文学两头打通,使之占据了更大的时间范围,并在去政治化的审美现代性意义上,聚合了广泛分布于这一区间内、且适合此标准的文学史对象,使之联系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这样一个历史叙事框架不可谓不宏大。但实际上,这个框架并非无所不容。一方面,这个框架本身产生于“重写”者与既往文学史书写的对抗,强烈排斥后者的政治话语权力叙事模式,乃至在处理那些由政治话语所主导、而他们也自认为迄今仍具深刻价值的的文学史时期概念时,面临挥之不去的尴尬,正像有论者指出:“如何把‘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整合进‘二十世纪文学’,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成为当时‘重写文学史’的一个学术‘瓶颈’”。另一方面,“重写”者所致力构建的文学史整体,带有十分强烈的当下想象性。著名“重写”者陈思和曾经坦承:“重写文学史”的方法“叫做‘从当代想现代’,就是从当代文学中发现问题,再追溯到现代文学中去挖掘历史的渊源”。显而易见,这种按图索骥之法,暗含着某种预设模式,结果难免以当下的问题话语来左右对历史的认知。所谓文学整体观,也是当下视野赋予的一种预设,“因为只有把所有作品(过去的和当下的)理解为一个系统,才有可能用‘当下的’文学标准‘重写’过去的作品。”当然也应看到,“重写文学史”的当下标准并非仅仅出自当下,实际代表着当下对“五四”文学价值标准的阐释和认同,而且文学整体观亦源于二者之间的这种认同(这无疑又是一个“从当代想现代”的绝佳例子)。于是,“重写”者们将“五四”新文学作为他们文学史书写的轴心,有关其他时期文学的叙述无不遵循与之相对接的观念模式。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只是‘五四新文学’的‘穿靴戴帽’,是在时间范围和历史外延上被‘扩大化’了的‘五四文学’。”“重写文学史”尽管在时间分期上扩充了文学史,最终却简化了文学史,因为它缩削了文学史的话语空间,“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还是上海的‘重写文学史’实践,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架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在各种话语(政治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等等)中确定和规划自我的产物,……仅仅剥离出一个‘纯粹的文学’……无法担当重建总体性的‘文学史’的重任”。

  二

  陈思和的这番议论,深刻地触及了文学史书写的空间向度问题。文学史作为叙事,总是出于种种原因做各种各样的取舍过滤,而文学史的对象空间是多元客观的,因此,在文学史书写中如何尽可能完整呈现这样的对象空间,保证文学史目标建构的广延性,意义十分重大。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去实现文学史的真正开放,在敞开的空间向度下进行书写,如陈思和所期冀的,建立起对多元化的文学话语形态的包容与沟通,弥补当前文学史书写的残缺。然而问题的解决,或许还不能止于依赖文学话语包容,对于民族文学史的书写而言,所谓空间向度则更意味着比较的向度。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学史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完全实现它的民族特征。”

  因为“任何民族实体都不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比民族的国家更具国际性的了:它完全依据与世界其他国家、通常是与其他国家的相对关系中建立的。”同样,“某一特定民族文学空间中流行的文学实践和传统、形式与美学,只有依据这个空间在世界体系中的准确位置才能予以正确的理解。”不仅如此,而且具体落实到文学史“在试图归纳某一作家作品特征的时候,必须根据两点予以定位:作家的民族文学空间在世界文学中所占的位置,以及作家本身在这个空间中的位置。”说到底,这就表明,民族的文学史在其目标建构真正达成之时,都会一定程度地显现为比较的文学史。

  固然,“如我们所知,比较文学是19世纪的产物。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所有文学始终都是比较的,受到许多溪流的哺育。”所以,“比较文学在文学史领域也赋有特殊使命:它应该揭示不同分期系统的民族和文化的专门特征,促进互相偏离的各种民族文学史作为‘叙述’在对话中互相联系。”只有在文学史书写中建立起“自我理解和外界理解间对话式的交替关系”,才能有助于消除民族文学史的自我理解“在解释学上的独断”。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历程,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某种既依赖西方文学又独立于西方文学的辩证关系,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加“比较”地书写这段文学史。钱理群曾经在相关访谈中完整地指出,之所__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仅是要摆脱革命史,还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走向世界,另一个就是打通近、现、当代。”并特别提到1985年王富仁的文章《在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道路》。所谓“走向世界”“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联系”之类说法,事实上都意识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密切关系,并树立了空间对接与开放的向度。不言而喻,其中最突出、也最为核心的空间对接话语,当属“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所迈入的现代化进程与其说呈现为一种时间中的连续性的演变,不如说更是创造了一种空间上的“异托邦”(heterotopia),一个空前开放的东西方文学文化相遇的场所,在这里,绵延至今的历时性的东西方异质文学文化共时性地交叉并置在一起,“使人完全居住在单一空间内的基本感觉发生错位”。普遍存在于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文学中的这种空间错位感是典型而强烈的空间“异托邦”经验,奠定了这类文学生产对于空间比较的依赖,而空间“异托邦”的比较功能的发挥,意味着空间不再是单纯的、静态的背景,而是意义生成的动力。同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现代性视域所构建的历史叙事中,上述所谓的由空间导致的意义生产,深层次上根源于现代性的空间差异,抑或,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现代性差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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