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的民间立场(4)

习俗文化权力对农民的控制最能体现于它对农民爱情婚姻观念上,方四叔为了给大儿子娶媳妇来维护方家的尊严,就让金菊换亲嫁给四十多岁的刘胜利为妻,完全不顾及自己女儿金菊的感受,漠视自己女儿的存在。换亲、转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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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文化权力对农民的控制最能体现于它对农民爱情婚姻观念上,方四叔为了给大儿子娶媳妇来维护方家的尊严,就让金菊换亲嫁给四十多岁的刘胜利为妻,完全不顾及自己女儿金菊的感受,漠视自己女儿的存在。“换亲、转亲是在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等陈腐思想意识的支配下,以牺牲女儿为代价,来成全儿子的行为。”高马与金菊的恋爱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同情与支持,在别人看来,金菊嫁给刘胜利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合乎礼仪的,作为女儿必须遵守父命,他们根本不考虑这桩婚姻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高马和金菊恋爱是胡来,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应该严惩。高马去乡政府告状,被驳回,二人只好私奔,但又被抓了回来。金菊目睹父亲惨死,丈夫被抓,心中绝望,上吊自杀。
在莫言的笔下,乡村的爱情故事没有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浪漫与美丽,高马和金菊似乎不是一见钟情,也非两情相悦,只是一种欲望的推动。乡村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优美,没有卿卿我我的甜蜜,也没有山盟海誓的温柔,高马与金菊的约会是在漆黑的夜里,那里坎坷不平,他们之间没有甜蜜却有一种紧张感。与政治权力不同的是,你对习俗文化权力知识知道的越多,你越容易受其控制、操纵,高马敢于反抗县政府工作人员的无端刁难,面对方家一家人对自己的暴打没有丝毫反抗。习俗文化权力被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所包裹,以一种亲情的形式出现,让人处于无物之阵,找不到反抗的对象。正是作耆以民间的定位来叙事,才更充分地表达了他源于民间的体验和感受,坚定了自己的“民间立场”,决定了小说中所表达的“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爱情’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问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问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村在发展中已经有了一套它自己的规矩。每个人都遵守这个规则,没有法律可言。大家认可的传统就是法律,哪怕多么的不合理,多么的违背人性。金菊和高马在这样的社会中挣扎也只能是徒劳。新时期法律的概念出现在农村,但是尚未形成法律意识。人们怀着忐忑的心情面对着法律,然而当法律和传统的规则相悖的时候,传统的约束力却占了上风。像高马这个在外当过兵的年轻人是懂得些法的,当他试图用法律手段来维护他和金菊的恋爱以至婚姻的合法性时,却只能失败。或许只有当法律意识深刻固着在每个人的头脑中的时候,他们用法律捍卫的的婚姻才能得到保证。
2.3 叙事语言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作者以第三人称为主为我们讲述了“天堂蒜薹事件”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站在小说之外为我们客观的书写了一个真实的事件即天堂县由蒜薹滞销而引发的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反映了当时处于改革时期的农村生活,给我们揭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封建残余对妇女的迫害,腐朽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限制了他们对世界的思考。小说以第三人称为主,更客观更直白更具有说服力为我们讲述这一真实事件,运用第三人称即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叙述,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反应事件的现实性比较灵活自由。小说在第三人称的叙事中也加入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者,使得小说更具有真实性,两者结合丰富了文章的叙事内容所想表达的意思,在现了天堂县蒜薹事件和农民的生活疾苦。莫言曾说“现在我写作的重要动力是我确实感到有许多话想说……于是我想用小说这种方式,把自己对生活对当前社会各种现象的复杂感受表达出来” 他说“我写《天堂蒜薹之歌》实际上是把我积压多年的、一个农民的愤怒和痛苦发泄出来” 莫言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为民请命的精神是他这部小说的最大动力。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及瞎子张扣的唱词这三个角度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叙述。采用了一贯的插叙和倒叙分几个线路来描写这一事件。多种创作技巧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莫言的民间立场,不得不惊呼其民间审美心态的重新建构之优美。乡土小说幻想的尽情绽放,独特的语言技巧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展现出一幅大气象。
在《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中,用民间化的语言叙事,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人的名字也是一种隐喻,这些名字又有着乡土色彩,让人感觉就是那个时代该有的名字存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名字也耐人寻味。例如《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羊和高马。看似都是强壮的,然而在现实中却是任人宰割的羊,受人奴役的马。小说的叙事语言通俗易通,描述早期农村的人物,所以人物语言也表现出强烈的乡土色彩,运用了农村的生活语言,真真切切的反映出蒜薹事件给农民带来的打击。从这些叙事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莫言站在民间的立场,表达民间疾苦,运用民间的语言充分体现了其与民间的血肉联系。
小说语言不虚浮特别真实接地气,其中方言和俗语贯穿小说的全文,语言对事物描写的粗俗也毫不避讳,充分展现了“真”。《天堂蒜薹之歌》中的语言也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语言生活化具体化,我们可以很明白的想象到,而这个形象往往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将人脸比作葵花盘子,这是农村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可见,莫言对民间生活的熟悉,写作更是信手拈来,对民间的关注,更是体现了莫言的民间立场。小说的叙事语言往往是生活的化身,语言的丰富体现出作家丰富的生活,是其心路历程的再现。莫言生于1955年的农村,亲身经历了多个动荡变革的历史年代。他的作品有他的影子,他用质朴甚至俗的语言真实的再现了中国农村人民坎坷的生活。

3“民间立场”的意义

民间立场的存在拓宽了写作视野,具有学术价值。用民间的眼光并站在民间的立场来研究,丰富了写作内容,丰满了写作的艺术世界。8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创作思潮此起彼伏,反思、伤痕、改革文学,寻根、先锋、新写实小说前赴后继,这些文学思潮大都是以知识分子视角书写,创作视野单一 。将民间立场的视角切入艺术世界,不仅打破了一元的封闭的写作观念,而且也带来了新的写作视角,多元化的写作视角丰富了创作内容,更富有艺术价值,从此文坛便涌现出更多的乡土小说家站在民间的立场来诉说着农民的疾苦,也正因此民间立场的文学意义更加重大。“民间”可以使作者充分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通过平民化的语言站在民间的立场,表现出其对民间价值的认同,站在民间的立场,去除历史的灰垢,让人性尽情的绽放光彩,似乎又给我们重构了一部全新的历史。由此可见,“民间”的存在给文学艺术的生成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以及丰富的空间,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不断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接近民间,通过在民间寻找文学的根获取文学的创作灵感,民间的创作立场往往契合了文学的本质和其文学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站在民间的立场,选择民间立场的作家与真正的文学更接近,因为人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只有站在民间的立场其作品往往会给文学注入新鲜的东西使得文学作品更具备文学艺术本就该有的魅力。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80911/7804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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