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的民间立场(3)

高马在小说中个性十分鲜明,可以说是一个高度自觉的暴民,内心有着巨大的反抗精神,同时也完整的表现了出来。他是暴动事件的煽动者之一。在蒜农只是抗议的时候,他喊着打倒贪官污吏大污等口号,彻底激发了蒜农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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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马在小说中个性十分鲜明,可以说是一个高度自觉的暴民,内心有着巨大的反抗精神,同时也完整的表现了出来。他是暴动事件的煽动者之一。在蒜农只是抗议的时候,他喊着打倒贪官污吏大污等口号,彻底激发了蒜农心中的那团怒火冲进县政府大楼后开始打砸,他很清楚自己这么做是犯法,但他就是这么做了。事后,他也一直睡不安宁,等着警察来抓他。在法庭上,他对审判员们大喊,满是不满和反抗,他恨不得活剥了贪官污吏的皮!而审判长却说党和政府的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的时候高马立刻反驳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可见高马的反抗精神是多么的强烈。然而高马的反抗精神不仅体现在蒜农暴动事件中,在他和金菊悲剧的爱情故事中也反应出他对传统婚姻的反抗那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都一概不在乎,他不被腐朽的婚姻观所束缚,有着更高的思想觉悟,因此他向往自由恋爱,因此他在和金菊的爱情中也曾屡屡反抗着其他人的迂腐观念,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占着支配地位,在这乡土社会中的阻挠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最后他和金菊的爱情也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对高马的思想,语言,行为动作无不反映出他内心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也正反映出作者自身对反抗精神的赞美和对社会良知的渴望。
2.2民间批判立场
作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民间立场,起初莫言对于故乡有一定的怨恨,因为“作为故乡的农村是贫穷的、落后的、愚昧的;它的黄土地对人馈赠是微薄的;作为土地之子的农民是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 这片土地束缚了人民但却并没有带给他们多深厚的馈赠,后期莫言回归民间力场,他试图通过对民间的重构来展现抗争的精神。而“蒜薹事件”饱含的是政治的批判,而高马和金菊的爱情则是当代农村真正的悲剧。悲剧和时代错位,或许正因为不该发生却发生了,也才更血淋淋的刺痛人心。高马、金菊的悲剧爱情是和当时城市中自由的爱情相对照的,且潜在着城与乡,文明和愚昧的比对。造成高马和金菊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经济的不发达。百姓生活穷苦,为了繁衍后代,不得不采取换亲的形式。在旧社会,换亲的发生似乎很正常,然而当换亲发生在80 年代,就显得不可思议了。恋爱不自主、婚姻不自主,这早已在“五四”启蒙时代讨论过的话题,又重新摆了眼前。“五四”启蒙的不彻底,值得深思。时间流走了七十多年,只可惜,陋俗依在。虽然城市的街道满是些簇拥搂抱的自由恋爱的男女,而乡村中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思议之余,我们感叹的是生存的无奈。只有金菊成为这“三换亲”的牺牲品,才能给四十多岁的“大哥”找到媳妇。她任由着父亲、母亲、兄弟的摆布,嫁给她自己并不爱的人。她,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像物一样,被交换着。当她爱上了高马的时候,她才为她自己活着。然而她为自己幸福努力的时候,换来的却是社会的不接受,甚至连她的父兄都不承认她是他们的亲人。她以自杀的方式逃避这个世界,用死的反抗来捍卫些什么。她至死也没让她和高马的孩子来到人间,尽管这个带有灵性的小孩咒骂着父母,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到世界。她用切身的体验向孩子解释世界的残忍。金菊在死后也不得安生,方家兄弟对于钱财的贪婪,给她举行了阴婚。阴婚的背后却是落后、愚昧的乡村文化传统。
方四叔在对儿女的亲事上又是一个残暴蛮横的封建家长。他重男轻女,为了给大儿子换亲,不惜以女儿方金菊的青春为代价,粗暴地干涉女儿与高马的自由恋爱,逼着她嫁给一个陌生的、40 多岁的男人。在金菊与高马私奔被捉后,毫不顾念父女亲情,把女儿吊起来进行毒打。当得知金菊怀孕后,他把女儿当作可供交易的商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毫无父女亲情可言,致使走投无路的金菊被逼上吊自尽。从中就可以看出方四叔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害人者。
莫言在各个作品中都把自己置身于民间,与民间乡土紧紧联系在一起,血缘维系着生命、责任、义务,同时也维系着情感、道德和良知。在乡土的民间社会中可以背叛朋友但决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先,否则就是一个被民间乡土社会所唾弃的罪人,这就决定了小说属于民间的最本色特征。民间保持着它独有的特征, 作者站在民问的立场上我们叙述着民间的逻辑。
“《天堂蒜薹之歌》是受了一个真实事件的刺激而作完全是出于一种义愤,出出于对农民的一种同情,出于对下层生活的关注”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莫言“绝对站在农民的一边,当时就找了一个地方用三十五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天堂县农民蒜薹丰收、卖蒜薹的故事,另一条线索是高马、金菊反抗包办换亲的故事。从高马、金菊的爱情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农民的经济生活还是感情生活,都处于极端困窘的状态,从天堂县农民的遭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巨大作用。权力不仅仅是压迫、控制的机制,也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建设性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泛权力论,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表现为一种压迫、控制关系,在农村,我们就更清晰地看到权力在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农民卖蒜薹而不得其正常权益得不到保护,高马、金菊反抗强加的换亲婚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农民一是受到政治权力的控制,二是受到习俗文化权力的规约。
当高马发现金菊自杀之后,精神处于崩溃的状态,在砍杀鹦鹉精疲力尽之际,听到马蹄声亢奋得难以自持,恳求小马驹不要走,但是,小马驹还是离他而去,消失在黑暗中。高马开始陷入疯狂与崩溃,开始仇视权力的掌握者。即使被诬陷(把马脸青年的罪名都安到了他的头上),他也不再在乎,一副无牵无挂,反抗到底的样子。小马驹的出现,使金菊和高马充满了对于爱情的希望, 小马驹在他们遭受毒打的时候给予温情的安慰, 在金菊对人间绝望的时候带来温暖与关爱。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小马驹是希望的象征。小马驹存在的时候,高马与金菊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小马驹离开后,高马陷入了绝望。
莫言曾说“我自己非常清醒的知道,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起码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在农村,政治权力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农民还受到习俗文化权力的规约,并且这种权力已经内化为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当事人不易觉察。宗教信仰、宗法观念、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构成了农村的习俗文化权力,敬天畏地、孝敬父母、尊敬祖先、讲究义气、传宗接代等思想观念是习俗文化权力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家庭是父子轴线型的,女子只是服从,农民也不例外。传统伦理要求女子在家从父兄,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农家子女也难逃此厄。一般父系家庭结构,在性方面是男性至上的,为维护男性的权益和血统的纯正,对女子的要求比较严格,在中国士大夫则衍化出一整套单方面约束女子的的规矩和程式。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180911/78045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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