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革命的张国焘凭啥“舍南北上”的

下载论文网 http://www.xzlunwen.com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张国焘在香港写了一部《我的回忆》,在《明报月刊》上连载。这部书共分一、二、三册,有90多万字,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和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前夕,讲了不少情况。《明报月刊》编辑部队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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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张国焘在香港写了一部《我的回忆》,在《明报月刊》上连载。这部书共分一、二、三册,有90多万字,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和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前夕,讲了不少情况。《明报月刊》编辑部队为:“张国焘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及组织者之一”,张国焘所写的这些文章“连载以来,受到中外读者的重视”,因而印成单行本出版。1980年11月,在中国大陆,现代史料编刊社也将这三册作为“供内部参考”印刷出版。
  为廓清历史真相,辨明是非曲折,作者智惠先生积多年研究之心得,爬梳考证,条分缕析,于最近完成了新作《驳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长征篇》。此书即将由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而其中有一章节,详描地描述、分析了张国焘缘何在1935年6月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率左路军抵达阿坝后,他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并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后率左路军等部南下,于同年10月另立“中央”,此后他又怎样放弃“南下”,而采用“北上”的具体原因。
  
  (一)
  
  百丈关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12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的洪雅地区向荣经进攻,红军于中旬撤出。此外,红军曾在这个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府,组织了一个独立师和两个独立团共3000多人。但是,这一地区多是藏族聚居区,长期的民族隔阂,再加藏族上层分子对藏民的欺骗恫吓,都使开展群众工作遇到极大困难。红军的军粮很难得到补充,因此这一地区不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从1936年1月8日红五师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用中药,现在最缺乏的解热剂及收疮剂、纱布、棉花,丹巴附近买不到,早已用完,现也感困难。”伤病员“每天一餐馍两餐稀饭,吃的菜是萝卜、酸菜”。“粮食收集34万斤,已吃完,现在是现买现吃”。“斗笠、脚马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据郑维山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草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俄、疾病而牺牲。”
  在困难和被围的情况下,张国焘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时想要退到西康去,说什么西康是我惟一后路,道孚也比绥靖人口多出许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一时他又叫嚷“应尽量巩固原有阵地”还准备“将来南进或东进”。
  
  (二)
  
   实际上,这时候的张国焘,已经率领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包括原一方面军划入左纵队的部队,走上绝路了。正如中央曾经告诫过他的:“南下是绝路”。
  现在红军所占领的地区,宝兴是小县,在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从这里往天全、芦山是比较平坦的地区。在这里作战,不但面对着装备较好的敌人,而且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也得以发挥较大的威力。敌人在这一带已构筑起碉堡线,也阻遏了红军的前进。这些都不是当时红军的力量所能摧毁的。蒋军薛岳、周浑元部集结到了红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法,向北进逼。而红军占领的这一带藏民地区,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民反感。藏民不仅阻拦外来的军队,尤其不愿外来军队取得他们自己尚嫌不足的粮食。红军一旦驻扎久了,与藏民争食的情况就日益严重起来。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红军对抗,发生武装冲突。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到了1936年2月,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日益严重。敌薛岳部队6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李抱水五十三师为策应东线敌军,也由康定向丹巴进攻。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兵员无从补充,粮食得不到接济,向南向西向东均无法进军,只好经懋功向西康省的东北部转移。
  当时敌人的兵力布置:邓锡侯部约20个团分布在牛头山、水磨沟、大邑、双河场、天官场、山岗地区。刘湘部的两个师、两个旅在玉林山、何场、平落坝地区。潘文华的两个师和一个旅在夹门关、朱家场、中峰场、观音场、名山、金鸡关地区。孙震部约14个团在金鸡关、白芷庙、草坝场、大兴场地区。薛岳部在荥经、新场、老金山地区。刘文辉部在雄州、汉原地区。李抱水部两个团在毛牛,两个团在康定,两个团在泸定、瓦斯沟地区。李家钰部在大渡河与西昌、会理地区。2月上旬,四方面军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决定撤离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红军主力迅速向西康东北转移,而以一部在邓生、硗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敌人。
  
  (三)
  
   当时全军最大的困难仍是物资缺乏。时已隆冬,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中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口粮无着落只好以野菜果腹。由于粮食困难,当时在部队中组织了牵牛队,广泛训练捉牛、牵牛、杀牛、吃牛方法。这时,张国焘打算“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准备宣传品及向西发展的工作计划”,也就是要进入甘西和新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1935年11月到1936年6月――前线大致没有战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骚扰,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对张国焘的这段自白,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预定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由此可见后来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却发生了四方面军主力渡黄河向西到河西走廊的事,并不是偶然的了。
  
  (四)
  
   就在张国焘南下失利的时候,他还在叫嚷他的南下是“正确”的,继续攻击中共中央。他在到达道孚后,3月15日在干部会议上作了个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说他率四方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反对毛、周、张、博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说:“要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对于他在天全、芦山立足不住而转移到西康东北部,他说“转移地区可以说是平常的一回事”,把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红军东征说成是“也同样转移到晋西去了”。他攻击中央是什么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的向北逃跑。他鼓吹“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夺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争取相机消灭李抱水,拿下康定的战役胜利。”
  
  4月1日,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散布其企图偏安边陲的谬论。他说他的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他现在准备“向西北行动”,而这是“绕到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为的是避免和敌人拼消耗,避免‘决战防御’,为的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而他的要“夺取西北”,又是与中央的北上“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过去批评他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始终耿耿于怀,说“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历史需要,……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地树立其威信”。他把甘孜、瞻化、炉霍、道孚4县的人计算了一下,有10万多,于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根据地的一部分,要建立波巴日德瓦革命政府,使之成为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五)
  
   尽管张国焘在表面上做得如何热闹,但是严峻的客观形势,困难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回头走北上的道路。1936年5月21日,张国焘的所谓“中央”炮制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这个决议大纲尽管还在胡吹”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反攻的形势是胜利的,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他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因此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张国焘的夺取西北,并不是要去同中央会合,仍然是以“我”为中心自行发展。决议大纲说:“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这说明了如《我的回忆》中所述那样,他的北上自有打算。
  不过,他终于要“回师北上”了。这是与中共中央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分不开的。△
  (林明华荐自《党史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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